【中国日报网】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发布时间:04-27-15

  2015418日,首届同济大学经济学国际学术论坛在同济经管学院召开,来自国内外多所高校与科研机构共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一学术盛会。

本次活动由同济经管学院经济与金融系承办,论坛主题是“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论坛上,南开大学盛斌教授、列支敦士登大学Marco J.Menichetti教授、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同济大学阮青松教授、以色列海法大学Benjamin Bental教授以及复旦大学孙立坚教授分别围绕“新常态下的对外开放与区域协调”和“新常态下的金融发展与改革”发表了主旨演讲,探讨了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以下是演讲嘉宾的观点节选:

盛斌教授认为,在新常态下,我国目前正在从过去的“利用外资”转向“对外投资”,我国是世界第一大吸引和利用外资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的国家,仅次于美日。而通过数据分析,我国已经由资本净流入国变为资本净流出国。我国的对外投资,已经由过去传统的绿地投资,更多地转向并购投资、股权投资,对外投资的理念和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同时,国际贸易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正在转向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在盛斌看来,我国目前已经签订的双边和区域的自贸区,总体来讲,还是质量比较低的协议。比如,我国目前签订时间最早的、发展最成熟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和在亚太地区当中的其他一些协议,如日韩跟东盟的、TTP等等协议来讲,单从谈判条款的领域来讲,中国和东盟自贸区,基本上不涉及到第二代新协议和新规则的内容。

对于国际贸易,我国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现在,我国已经和冰岛、韩国、澳大利亚等签订了高质量高标准的FTA,和加拿大签订了高质量高标准的BIT,这是我国在WTO以外进行的争夺未来全球商业规则和纪律的实践。

Marco J.Menichetti教授则为听众介绍了他在新能源经济方面所做的研究,他认为从传统能源转向可再生的新能源,带来的优势非常明显,不仅能降低碳排放,抑制全球变暖,减轻环境污染,并且能够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通过详实的数据,Marco J. Menichetti证明了通过补贴扶持新能源的国家,其GDP的数量和质量明显比未扶持新能源的国家要高。

陆铭教授从货币与利率统一的角度,对比了中国的地方债务和欧元区的债务问题。他认为,在货币与利率统一的地区,一个无法避免的情况是,生产率高的区域要向生产率低的地区转移支付。例如,欧元区里,欧洲央行需要向“欧猪五国”转移支付,这就是目前欧债危机;同样地,我国也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支付,这就是目前我国的地方债务问题的根源。

由于我国的地方债务由国家做隐性的背书,地方政府普遍都是借新债还旧债。通过测算,在借新债还旧债机制里面,目前的估计是,存量的债务增加1块钱,会使新增的债务增加0.16块,这是一个蛮大的数据。

要从地方债务的困境里走出来,陆铭教授认为,根源是要抹平地区生产率的差异,而考虑到地理、人口等因素,他的政策建议是“持续的劳动力的跨地区的流动”,只有这样,才可以真正弥合掉不同地区间人均劳动生产率的差异。

阮青松教授则向在座的听众分析了我国的“一路一带”战略,并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进行了对比。

“马歇尔计划”当时提出的背景是,美国的经济实力与军事实力都是全球第一,并且美元已经通过“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确定了其全球流通货币的地位,并且该计划援助的是欧洲这些政治体制比较稳定,科技文明在当时来说比较发达的国家。相对于目前我国提出“一路一带”的背景条件,“马歇尔计划”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一路一带”战略是充满挑战的。而对比“马歇尔计划”产生的结果,“一路一带”又是让人充满期待的,因为“一路一带”对于我国产能走出去,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合作,构筑我国的周边国防安全,以及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其促进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

Benjamin Bental教授则做了题为“Privated Profits, Socialized Loses”的演讲。他首先回顾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过程,由此引出了他对金融领域道德风险的考虑。在金融领域,把不良资产包装成高收益高评级的证券,通过理财产品,流向公众,最终的结果是少数人获利,公众承担损失。目前,我国正在进行金融改革,应当加强对此类道德风险的管控,防止金融改革走入误区。

孙立坚教授则探讨了在当期环境下,企业微观层面的海外投资,如何能够实现成功的战略和模式。他指出,20042014年中国海外投资并购的市场规模复合增长率已经高达35%,中国海外市场并购交易的数量增长率高达9.5%。在这样一个海外投资并购的结构中,能源和资源的占比非常突出,达到40%

但是,当下,商业的模式在变化,重资本、重投资的工业化的时代,已经开始不断的延伸到轻资产、重附加价值,重商业模式,满足个性化消费新的业态。也就说,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的运行价值链在向后端延伸,中国资本走出去如果再以重资本、重产能的方式推进的话,未来可能会带来的投资回报率和风险方面很大的挑战。

因此,他建议企业通过海外投资,提升其产业链的后端,以此来增强竞争力。在走出去的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点:(1)不要把国内的企业文化延伸到海外市场。(2)企业的海外经营战略,要从国家战略上升到企业发展的规划当中。(3)对于重资产的海外投资,要注意主权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的影响。(4)重视企业所处行业的发展不确定性。(5)重视企业整合力的不确定型。

在下午的议程中,与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国际经济学”、“收入分配”、“地方政府、官员激励和政治关联”、“微观金融”、“实验经济学和微观理论”、“经济发展和宏观政策”、“产业经济学与创新行为”、“微观实证”、“区域和城市”、“宏观理论和实证”等十大主题,分五个会场进行学术报告,聚焦于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显著时代特征的重大问题,以国际规范的研究方法,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

通过公开征文,本届论坛收到来自国内外诸多高校与科研机构学者提交的一百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经过专家多轮评审,筛选出来自美国、德国、荷兰、新加坡、香港特区及国内多个著名科研院所的47篇优秀论文作分会场报告。论坛的召开,有效促进了同济大学经济学学科与国内外同行的交流合作,为国内外经济学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也促进了经济学的中国化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国际化。

(稿件整理: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与金融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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