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应做好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及国际形势变化研判，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在未来科技和产业格局中占据更加有利的位置，上海应进一步强化战略敏捷，做好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展趋势及国际形势变化的研判，牢牢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强化战略敏捷，把握历史性机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逐渐走向深入，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生命科学、空间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与新材料、绿色低碳技术等领域的前沿科学探索和关键技术研发快速推进，后续极有可能对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及价值理念等产生颠覆性影响，并引致世界经济增长方式和贸易格局的一系列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要素流动及开发利用也出现一些新动向。一是创新要素的“粘滞”效应和极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加速向能够快速实现其科学价值和市场价值的区域和领域汇集；二是新型创新要素持续涌现，开发利用方式愈加多元；三是科学研究范式迭代升级进入快车道，通用人工智能驱动的数据密集型科学研究已成为知识生产的强劲动力引擎，主导知识转化为经济增长动力的路径变迁。

另外，地缘政治局势趋于严峻、美国发起的关税战对全球经贸格局的破坏性影响加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骤升。对于我国而言，传统产业亟待转型升级。新兴产业需要尽快形成具有充分竞争力的市场规模，并提升盈利水平。未来产业风起云涌，要加强政策引导和物质技术条件前瞻性布局，探索资源要素向其汇集的有效模式和机制。

扬长补短，持续增强创新生态竞争力。新质生产力的概念自2023年9月提出以来，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多维度的理论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同时，全国许多地方因地制宜，积极开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探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指明了路径。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推动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对于上海而言，持续增强城市的创新生态竞争力是关键。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城市的创新生态竞争力源于“教育-科技-人才”和“科技-产业-金融”两个循环的运行质量及其互动效率，“教育-科技-人才”循环指向科技创新，应格外关注知识生产方式、科学研究范式、人才培养模式的迭代升级；“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指向产业创新，应着重考虑技术突破模式、要素汇集方式、场景组织形式的创新应用。两个循环之间的互动和融合则要靠匹配相应的功能性资源，提升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的整体效能。必须加强面向未来的趋势研判、规律认识和需求把握。同时，城市创新生态涉及复杂的主体协同、要素配置、能力集成、机制联动以及与外部环境的交互，增强创新生态竞争力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避免“合成谬误”，这样才能使得创新生态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温床”。

系统施策，全面提升城市创新能级。上海作为超大城市，要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做好顶层谋划，系统施策。一要进一步强化立法保障。当前，上海在科技创新方面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立法保障体系，其中《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上海市推进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上海市科学技术进步条例》三个条例为上海科技事业发展提供了系统性的制度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为浦东乃至上海通过立法保障，构建支持全面创新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要在激发科研单位活力和科技人员积极性、发挥国资创投功能性保障作用、破除民营企业市场准入隐性壁垒、实施更高水平国际科技合作等方面，全面优化有利于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制度环境。

二要持续夯实有利于催生新质生产力的条件和能力基础。在条件建设方面，重点应聚焦高校新一轮“双一流”建设、新型大学和新型研发机构布局和建设、大科学设施的开放设计及服务提升、科技服务业高质量发展、AGI for Science等相关物质技术基础建设等方面。在能力提升方面，应着力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科技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大型国有企业的科技创新保障能力、面向关键领域的多主体协同攻关能力，以及政府部门的战略应对能力、资源配置能力、场景组织能力及制度供给能力。

三要加快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创新。“模速空间”和上海创智学院是上海面向人工智能领域创新竞争，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超前布局和实践探索。下一个阶段，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应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升制度供给的质量和效率，并确保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的知晓度、覆盖面、可及性及满意度。二是推动资源要素配置模式和汇集方式的创新。既要及时识别不断涌现的新型创新要素，抢占开发利用的制高点，也要因科技领域和产业赛道而异，摸索资源要素汇集的有效模式和机制。

来源：《文汇报》2025-11-5 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