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并对提振消费、激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活力提出了多项具体举措。如何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明年坚持内需主导、提振消费的部署？如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南都N视频记者就此采访了同济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特聘副会长刘兴华。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提“坚持内需主导”，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扩大消费
南都：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列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头号任务”。什么叫做“内需主导”？该如何理解？
刘兴华： “新发展格局”写入“十四五”规划，近五年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提出“扩大内需”，今年的四中全会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促进形成更多由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一系列部署有着长远的战略考量和明确的实践要求。
今年是“十四五”收官之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明年经济工作要重点抓好八项任务，以确保“十五五”有良好开局和起步。在八项重点任务中，“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 排在首位。“坚持内需主导” 首次出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这是自觉运用经济发展规律、妥善解决实际问题、更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现实需要，也是积极应对外部市场不确定性的必然选择。
内需主导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普遍规律。构建内需主导的经济模式，一个重要前提是经济体要足够大，而且人均收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达国家中的人口大国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万美元时，内需结构普遍呈现出“内需主导、消费引领”的特征。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地域广阔，区域经济 “板块轮动”效应明显，经济发展战略纵深广，经济发展潜能足。随着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升，将形成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为“内需主导”提供重要基础。超大规模市场，不仅是超大规模消费市场，更重要的是生产、投资、贸易、创新、金融、货币等诸多领域产生的全方位规模效应。
建立内需主导的经济结构，意味着经济增长要更多依靠国内要素，意味着要建立居民消费主导的经济模式，意味着要建立产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
当然，坚持内需主导，并不是说要建成封闭的经济体，而恰恰是要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这是因为，一方面，国内循环越顺畅，国内市场越大，越能够形成对全球资源要素的“引力场”；另一方面，内需主导型经济既是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也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经济。立足于自身综合优势，通过广泛而高质量的对外贸易、双向投资和技术人才交流，才能推动本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为世界经济增长做出新贡献。
南都：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的重要一方面，您认为该如何提振消费？
刘兴华：消费是最终需求。消费既事关经济增长，更事关民生。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必须把大力提振消费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我国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巨大消费市场，特别是服务消费需求持续释放，消费同现代科技和生产方式密切结合，将带动新兴消费较快增长。
明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时期要明显提高居民消费率。要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和城乡居民增收计划，稳就业、促增收、稳预期，切实提升居民消费能力。
要着眼于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优化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实施，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要下决心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或“一刀切”限制措施，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让有潜能的消费充分释放出来，以新供给满足新需求、激发新动能，使内需拉动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持续增强，形成消费和供给相互促进、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着眼长远，要尽快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大家获得稳定收入、有效提升消费能力，解决大家的后顾之忧、让人们敢于花钱消费；同时还要不断优化消费环境和市场环境，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消费意愿，使大家愿意消费、放心消费。
南都：您认为提振消费还有多大潜力？
刘兴华：2024年我国人均GDP为1.34万美元。这说明我们与发达国家还存在较大差距，也意味着我国人均GDP还有很大增长空间，也说明国内市场需求还有巨大增长潜力。
从城市化发展趋势来看，我国目前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7%，与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还有十几个百分点的差距；如果按照目前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将近50%计算，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国城市化还有很大发展空间。按照我国的人口规模，城镇化率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上万亿元的新增投资和2000多亿元的消费。
目前我国有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随着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有效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将会有更多低收入人群逐步转为中等收入群体。我国市场规模之大，可想而知。此外，我国法律体系统一、税务体系统一、商业规则统一、语言文化统一、基础设施（特别是5G、移动支付、物流）统一，而且是对新技术接受度极高的超大规模市场。
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优化‘两新’政策实施”，这既是对过去政策的延续，也意味着政策将会有一些新变化。比如今年首次将 “清理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措施” 放在重要位置，就是要通过减少市场壁垒、优化消费环境来激发消费增长，充分释放消费潜力。
从长远来说，建设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从而把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要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要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南都：除了消费，扩大投资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内容，您认为该如何扩大投资？
刘兴华：投资既是当前的需求，也是未来的供给。我国正进入后工业化和城市化2.0时代，又赶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大历史机遇，投资空间依然广阔。要充分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坚定不移扩大有效投资，适度超前部署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扩大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同时还要补上传统基建的短板，让新基建和老基建协同发挥作用。要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加大对消费相关领域投资力度，推动投资和消费良性循环。要坚持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同时发力，既推动政府投资提质增效，支持基础性、公益性、长远性重大项目建设，又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促进民间投资发展，让投资资金产生更大经济社会价值。
为此，要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良好投资环境。要盘活优化存量投资，有效提升增量投资效益，着力解决部分领域投资存在的“重投入、轻效益”问题。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管理模式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竞争力和安全性，以自主可控、高质量的供给适应和满足现有需求，创造和引领新的需求。
投资既包括投资于物，更包括投资于人。作为一名高校工作者，在这里我特别想说明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再次做了强调。这是顺应经济社会发展规律，非常具有时代价值的新部署。投资于人，才能充分激发人力资源优势，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发展新质生产力；投资于人，才能提升人的全生命周期的质量，充分体现公平普惠的发展理念；投资于人，才能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投资于人，就是投资中华民族的未来。
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南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到“质的有效提升”（在前）与“量的合理增长”（在后）。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刘兴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我国经济正在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既蕴涵着 “质的有效提升”，也意味着“量的合理增长”。
“十三五”和“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在持续增长的同时，质的提升明显，正在朝着形态高级、分工优化、结构合理的方向演进。“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要继续全面发力，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基础。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就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首先要求“十五五”时期要充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有效扩大内需，使经济增长保持适当速度，同时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劳动报酬提高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提升。
通俗地说，使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的同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就是要从改革开放初期着力解决 “有没有”的问题，到后来解决“够不够”的问题，再到如今解决“好不好”的问题。
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影响加深，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明显。明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明年乃至未来五年的经济工作，要做强国内大循环，拓展内需增长新空间；要加快培育新动能，在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上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要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坚持民生为大，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要坚持协调发展，促进城乡融合和区域联动；要坚持“双碳”目标引领，推动经济全面绿色转型发展；要守牢安全底线，稳妥做好重点领域经济金融风险化解工作。
南都：怎样评估经济发展的质量？
从长远来说，经济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这是发展目标，也是一个动态实现的过程。概括起来，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衡量：第一，是否构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第二，是否建成了强大的国内市场；第三，是否明显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第四，是否建立起政府、企业、居民之间更为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体系；第五，是否实现了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循环通畅，实现了经济中长期持续稳健增长。
我国正在逐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三核驱动”雏形
南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创新驱动，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建设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什么要建立这三大科创中心？有何深意？
刘兴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经济发展最活跃、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三大区域之一。2024年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内地九市）三大区域的地区生产总值合计达到59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0%以上，发挥着强大的引擎带动作用。
梳理全球科技创新及其产业化的历史脉络，我们就会发现，美国经过第二次工业革命以来的持续演进，从东部到西部构成了基础研究、应用研发、产业化和金融市场这样一个完整的创新发展生态，形成了“双轮驱动”格局，也就是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大都市带与西部太平洋沿岸大都市带。
十八大以来，中央先后部署了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取得明显成果。北京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16%，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上海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一批引领性原创成果，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大先导产业规模达1.8万亿元。深圳-香港-广州创新集群首次跃居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中关村论坛年会发布的《中国独角兽企业发展报告（2025年）》显示，北京以115家的数量优势和5949亿美元的估值总额持续居全国首位，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分别以1851亿美元、1651亿美元、1192亿美元和744亿美元的估值总额分列二至五位。三大中心的建设，已经逐步形成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三核驱动”的雏形，为提升国家创新能力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进一步扩围提质打下了重要基础。这三大区域完全应该而且能够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势，走在全国前列。
因此，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将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将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这意味着我国科技创新布局的一次重要战略升级，那就是以核心城市为主的“单点跃升”，走向城市群创新共同体和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
南都：如何发挥“三核驱动”作用？
刘兴华：未来要打破区域壁垒，建立跨区域统筹协调与利益共享机制，有效整合优化创新要素资源，使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间密切互动、优势互补，综合提升原始创新策源功能、高端产业引领功能、顶尖人才聚集功能，充分发挥三大区域对全国的“三核驱动”作用。这就需要在三大区域之间统筹战略科技力量布局、重大任务部署、产业集群联合培育、人才共育交流和国际科技合作，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要素向更大范围流动，实现创新资源的梯次辐射，形成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刘兴华，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长期在中央国家机关从事经济社会发展理论和政策研究工作，曾任中国证监会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现兼任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特聘副会长、中国经济研究专委会主任，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研究领域：宏观经济，产业经济，国际贸易，现代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