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鑫：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昭示了什么
发布时间：05-27-14
“抱团式”腐败源于公权的“私用”，而公权“私用”源于体制上的诸多缺陷和道德的沦落。要从源头上铲除滋生此类腐败的土壤，加快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竞争，让市场运转更有效，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3月发布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显示，中国排名世界第19位，位于英国、美国、日本之后，远远好于人们的印象。但这并不值得庆幸，因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抱团式”腐败，形式更为多样，行为更加隐秘，危害更大，影响更深远。
“裙带资本主义”又被称为关系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密友资本主义等，指的是少数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则是通过计算从事寻租重灾区行业的富豪的个人财产，以及他们的财产占国家（地区）GDP的比例来衡量各国在一定时期裙带资本主义的严重程度。目前，发展中国家裙带富豪财富占GDP的比重为4%，发达国家则为2%。
裙带资本主义在全世界是个普遍现象，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表现形式有所不同。发达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主要表现为私人资本与政府相结合，政府成为私人资本的保护伞；私人资本在议会和政府中培养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利用金钱和游说对政治家的决策施加巨大影响，以政府的资助和支持，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美国的第一次财富大集中，洛克菲勒等财阀就是通过贿赂政客为自己谋利，并掌握了国家的大部分财富的。在第二次财富大集中，美国的“裙带资本主义”主要存在于银行业和新技术行业。2008年次贷危机的源头——美国最大的房地产金融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就是官商结合的典型。“两房”虽然是私人投资者控股的公司，但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享有发行政府“隐形担保”的债券等特权，还在重量级参议员的选区开设了“伙伴办公室”，与政府和国会建立了良好的“人脉”，使国会负责监管“两房”的联邦房企监督办公室形同虚设。利用政府的隐性支持，“两房”管理层和股东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即使在陷入破产困境时，“两房”不仅得到了美国政府的紧急援救，其高管还能全身而退，且拿到了巨额报酬，反而成为金融危机最大“赢家”。
大萧条和金融危机的爆发，裙带资本主义成了众矢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众要求政府对金融巨头采取更多限制措施，建立公平的经济体系。在这股遏制西方国家裙带资本主义的潮流下，美国的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指数由2007年的第12位降到了2014年的第17位。但就总体而言，发达国家的裙带资本主义指数仍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
与发达国家私人资本和政府相结合的“裙带资本主义”不同，在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抱团式”腐败表现为上下级同事或亲戚朋友结成利益共盟，利用职权放手权钱交易和利益输送。在我国，由于政府控制了大部分的银行和自然资源，这些寻租的重要来源难以大量落入个人之手。但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竞争缺失、监管不力等现实，为权钱交易、贪污、低价转移国有资产等寻租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并使这类“抱团式腐败”形式更为多样，涉及面也更大。例如，拥有权力的管理者通过向关系户发放有利可图的执照、许可证或签订公共工程合同牟利，或在企业和基金会兼任职务获取经济利益，土地审批、交易、开发等过程中的暗箱操作使开发商致富；一些私有化措施让少数人榨取垄断利益或低价获取资产；外国投资者通过与国内有势力的人或其亲友合伙，获得更多投资协议和经营上的便利，等等。一段时间来陆续披露的蒋洁敏等“石油帮”落马及其子女依靠父辈资源非法获取垄断资源之利案，无钱无色的丁书苗凭借善处关系搞定铁路界大人物刘志军的嫡系罗金宝，从而搭上刘志军，为其买官和捞人行贿案，四川省原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其弟李春明、紧随他到成都的“哈尔滨帮”和本地商人低价拿地受贿案等，都是突出案例。
建立在权力寻租基础上的“抱团式”腐败，践踏了公平竞争的原则，瓦解了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导致资源无法有效配置，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由此产生的腐败行为还会加深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政治的稳定。一些人通过权势和关系网寻租致富，成为既得利益者后，不仅会阻挠市场化改革，而且倾向与“造租运动”——制造更多权钱交易的可能性。在我国，由于几千年专制社会遗留的裙带关系和观念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反“抱团式”腐败注定会更艰巨，过程会更漫长。
“抱团式”腐败源于公权的“私用”，而公权“私用”源于体制上的诸多缺陷和道德的沦落。因而，要从源头上铲除“抱团腐败”滋生的土壤，加快市场化改革，真正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促进竞争，让市场运转更有效，无疑是最有效的途径。由此，推进全面配套的公司和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建设，切实提高透明度，构造公平的监管和法律框架，培育良性有序的行业竞争格局。而要遏制并并严惩各种权力寻租行为，防止政府官员及国有企业高层管理者违反职业操守，尤其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