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5年第4辑26-31页）

我越来越相信：任何限制经济要素自由流动的政策，无论是对于人、资本还是土地的限制，都会降低要素的配置效率，并带来宏观上经济结构的失衡；最终受损的，是经济中的每一个人。

一、中国居民储蓄之谜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率（以下简称“居民消费率”）一直处在一个很低的水平、并且还在逐年下降。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提供的数据：2000年，该比率为47.4%；而至2013年，它降至了36%。2013年，美国的居民消费率为68.5%，英国为64.8%，皆高出中国近30%。

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率通常是低于发达国家的。因为在一个国家处于经济发展的早期时，资本的回报率通常比较高，所以人们会更多地储蓄、而投资占GDP的份额也更大。此外，在发展中国家，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较大的融资约束也是居民消费率比较低的原因。由于缺乏社会保障，人们会做更多的预防性储蓄以防不测；而金融体系不发达使得人们在有需要时很难从正规金融部门中借到钱、或者借钱的成本很高，如此融资上的约束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存钱的动机。

然而，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并不足以解释那么低的居民消费率。印度和巴西同为发展中国家，但中国的消费率低于印度超过20个百分点，与巴西相比则低了约25个百分点。假如我们将中国与早期、尚处在发展阶段的日本和韩国进行比较，我们仍然会发现很大的差距。比如，日本的居民消费率的最低点发生在1970年为48.4%；仍远高于中国在2013年的水平。日本和韩国与中国具有相似的东亚文化，所以文化本身也不足以解释中国居民的低消费。再进一步，我国政府在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公共领域上的支出低于其他主要国家，这就意味着，我国家庭承担着更多的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支出（都是消费）。考虑到这点，那么低的居民消费率就更难以理解了。

在最近几年，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居民消费率最低、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而由于消费率低且不断降低，我国实现高速经济增长不得不严重依靠于投资和出口作为驱动力。这在内部导致了过度投资以及许多行业产能过剩的局面，而在外部导致了我国与主要出口国之间大量的贸易与汇率纠纷。

为什么我国居民消费那么低、或者储蓄那么多？为什么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国每年实现经济增长9%-10%，而我国居民消费却没有实现同步增长？这一问题在学术界被称之为“中国居民储蓄之谜”。回答这个问题对于理解当下我国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衡、以及实现我国经济的再平衡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二、我们的解释：户籍制约居民消费

今年6月，我和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教授以及中央财经大学的陈斌开教授在World Development上发表了一篇英文论文，题为：“How Urban Segregation Distorts Chinese Migrants’ Consumption?”，这个刊物是发展经济学领域国际上排名第二的期刊。我们试图为“中国居民储蓄之谜”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与既有讨论相比，我们特别强调户籍制度的影响。这个国策对于国人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尤其限制农村人口在城市中永久定居。同时，它也限制了大多数的农村人口获得一些城市中的公共福利，小到打折购买城市公交月票、大到子女进入公立学校就读以及其他的一些社会保障。此外，没有当地户籍的移民在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是受到歧视的：城市中有很多工作是将他们排除在外的；而如果他们想要得到一份固定的工作，会面临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的阻碍。

如此，在大城市中，户籍制度按一个人有没有户籍把人分成了两类。在户籍制度没有放松的情况下，随着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城市内部形成了“新二元结构”。一个人是城市户口还是农村户口是与生俱来的；改变户籍并非不可能，然而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大城市中。

我们的研究把这样的一个歧视性的制度和我国宏观上的结构失衡联系在了一起。我们发现，因为没有户籍，城市中的那些移民的消费行为和户籍居民的消费行为是不一样的。具体而言，我们使用了中国社科院主持的一个家庭和个人调查数据（CHIPS），对比了其中的四千多户有户籍的城市家庭和四千多户没有户籍的城市移民家庭。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同等收入水平下，城镇移民的消费水平比当地户籍居民低了约16-20%。

进一步，通过细致的数据分析，我们证明，户籍制度通过三个不同的“途径”削弱了城市移民的消费。1）由于没有户籍，城市移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大，并且获得的社会保障更少。因此，在同等收入水平下，他们必须更多地存钱以备不时之需。换而言之，他们会做更多的“预防性储蓄”。2）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移民不能永远定居在城市中。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们会回到农村。而一旦回到农村，他们的收入就很可能会降低。因此，哪怕眼下的收入是相同的，相比有户籍的城市人口，没有户籍的移民对于未来收入（“持久性收入”）的预期更低，这也限制了他们当前的消费。3）因为没有当地户籍，这些城市移民的流动性更高——一旦听闻在另一个城市有更好的机会，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离开现在的城市。在短期寄居而非长期定居的预期下，他们会减少购买诸如家电等难以携带的耐用品。我们发现，无户籍移民和户籍居民在家用电器上的消费差异超过了20%。

自90年代中期开始，大量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就业。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4亿。即从90年代中期到最近几年，我国城市中无户籍移民的总数在不断上升、他们的总收入也在不断提升；并且，这个群体中的大部分是原本消费能力比较强的青年和壮年人。在严格的户籍管制下，上述户籍制度制约我国居民消费的总效应也在不断增强。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对于我国居民消费率“低且不断降低”这一现象的解释。

以下，我们更为具体地讨论前两种户籍制约消费的机制。

三、户籍抑制消费的机制（一）：预防性储蓄

首先，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移民通常难以得到户籍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我们的样本中总共有4,221户无户籍移民家庭。其中，只有940个家庭（21.3%）的户主享有养老保险；2,623个（59.3%）移民户主享有医疗保险，573个（13.0%）移民户主享有失业保险。而在4,547
   个户籍家庭中，有3,417个家户（75.2%）的户主享有医疗保险；远高于非户籍移民家庭（59.3%）。国家统计局给出的保险覆盖率的数字更低。根据统计局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2013年，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只有15.7%、28.5%、17.6%、9.1%和6.6%。这样，农民工只能通过自己存钱的方式来预备养老和看病之需了。

第二，无户籍移民的劳动收入的不确定性更大。我们考察了城市移民与户籍居民在劳动合同上的差异。在总样本中，48.1%的户籍居民与雇主签订了长期合同或者固定劳动合同；而只有40.3%的城市移民有这样的劳动合同。另外，25.1%的移民是没有正式劳动合同的零时工，而只有4.6%的户籍居民是这样的情况；21.9%的移民从事个体经营，而只有4.7%的户籍居民如此。这些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很接近。根据统计局的监测报告，最近几年中，外出农民工与雇主或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比例大概在40%左右，其中还有15%左右是没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反映移民收入的稳定性低的另一个方面是移民会更加频繁地变化工作。在样本中，38.8%的无户籍移民曾经更换过工作，而只有5.2%的户籍居民有过类似的经历。更糟糕的是，移民变动工作的代价很高。最新的一项在北京、无锡和珠海三市进行的调查显示，正是由于户籍制度所固有的制度性歧视降低了移民可能找到的工作的数量。事实上，移民所从事的工作往往是本地居民所不愿意做的；即便如此，制度性的歧视还是提高了他们搜寻工作的成本以及由失业所带来的代价。所有这些数据和事实都显示，无户籍移民的收入不确定性显著高于户籍居民，这就会迫使移民更多地存钱，以备搜寻新的工作时的日常之用。

最后，移民还面临严重的欠薪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引用2010年一篇论文中所提供的调研证据：

“少于半数（48%）的农民工能按时得到工资，而52%的受访民工经常或者偶尔会碰到工资拖欠的情况。68%的农民工一周中没有一天休息，但54%的农民工从来没有得到过法律规定的加班工资，76%没有得到过法定节假日加班工资。”

拖欠工资的高风险会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动机。总之，与有户籍的城市居民相比，城市移民所得到的社会保障福利要少很多；并且，他们的工作的不确定性要高很多。因此，在同等收入水平下，无户籍移民的预防性储蓄的动机会更强。

四、户籍抑制消费的机制（二）：持久性收入预期

机制二与移民对于未来收入（持久性收入）的预期相关，这会影响他们在当前的消费行为。无户籍的城市移民不能长期生活在他们所工作的城市中。而一旦他们回到农村地区，他们的收入就会降低。根据去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一个农村居民迁往城市的概率随着年龄的上升先提高后降低。这一倒U型的转折点为33岁；即在33岁之后，城市无户籍移民更可能会回到故土。近十几年中，我国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是农村居民的三倍以上。因此，这些移民会预期他们的收入在回到家乡后将显著降低。

由于持久性的收入是很难精确测度的。在我们的论文中，我们以一个比较间接的方式来证明这一机制。由于这个机制根源于一个城市限制无户籍移民长期居住；因此，限制越严格，户籍制度对移民的持久性收入预期的影响就更大，而对其当前消费的影响也越大。由此，我们按户籍管制的严格程度将样本分为了五组，分别为：上海、重庆、沿海省份的省会、非沿海省份的省会以及非沿海省份的非省会城市。在我国，农村居民在大中型城市中取得城市户籍的难度更大。在一些官方的文件中，从农村到城市地区的户口迁移、或者从其他城市迁移到北京、上海、天津等主要城市的户口迁移必须进行“严格控制”；而从村庄到城郊、从小城镇到小城市的户口迁移、从小城市到大城市的人口迁移应该被“合理控制”。

分组分析的结果支持我们的猜测。上海的户籍管制是最严格的。我们得到的估计结果是，上海的无户籍移民与户籍居民之间的消费差为46.3%；重庆的差为26.2%；沿海省份的省会城市为20.6%；非沿海省份的省会为6.05%；最后，非沿海省份的非省会城市为11.3%。最后这两组的结果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这些结果表明，两个群体的消费差异主要存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这些结果印证了我们的预期：一个城市的户籍管制越严格，户籍制度对消费差异的影响越大。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结果也排除了其他的一些猜测。比如，有人或许会将城镇移民消费较低简单地归因于他们是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若如此，即便他们有了当地城市的户籍，也不会消费更多。如果我们的结果主要是由迁移效应导致的，那么在不同的城市中，我们应该观察到无户籍移民和户籍居民的消费差是差不多的。而如果户籍制度是导致消费差异的主要原因，那么消费差应该在户籍管制越严格的地区越明显；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

五、政策上的讨论

我们的研究发现，由于没有城市户口，城市移民会做更多的预防性储蓄、对于持久性收入的预期更低；并且，因为流动性较高，他们减少了对于耐用品的消费。我们还发现，户籍制度对低收入移民的影响更为显著；并且，两个群体在消费上的差异并不能由家庭结构、文化、子女教育开支或者是否拥有住房等方面上的差异来解释。

在过去的十几年中，随着城市中移民群体的快速壮大，户籍制度抑制我国居民总消费增长的作用也不断增强。因此，我们认为，户籍管制是我国居民消费率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政府一直试图通过各种政策来提升居民消费、并且实现我国经济的再平衡。我们的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是当下中国经济再平衡的重要障碍；如果放松户籍限制，将提升近3亿城市中无户籍移民的消费，从而显著刺激内需。

更具体地来说，基于我们在机制部分的研究发现，我们在此提出户籍制度改革的两个步骤。首先，应该在城市的公共服务上尽量实现无户籍移民和户籍居民的均等化，尤其是社会保障以及各种保险项目。此外，需要采取措施来禁止劳动力市场上对于无户籍移民的各类歧视。这些举措将会降低移民的预防性储蓄的动机。第二，应逐渐降低大城市的落户门槛；这样，城市移民对于长期居住在城市中、以及获得比较高的持久性收入会有个更高的预期。为此，政策制定者可以调整现行的登记制度，使得那些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住处以及稳定地缴纳社会保障的移民更可能成为当地户籍居民。在户籍限制尤为严格的大城市，可以给一些经过挑选的移民以居住证，从而使其能合法地在该城市居住五到十年。类似的政策可以降低移民的流动性，从而提高他们购买耐用品的动机。

切实有效的户籍制度改革是促进消费、实现经济平衡、可持续增长的有效手段；改革这一歧视性的制度，也有助于实现“人人机会均等”这一目标，从而有利于我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