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这是中央层面首次对全面绿色转型进行系统部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正是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石，而深化我国的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着力点，有利于我国坚定不移地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一、新质生产力具有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属性

新质生产力具有绿色化、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等特征，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能够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生产力的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模式，实现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

绿色生产力的基本内涵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力的跃升，对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均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此，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培育具备技术特长和环保意识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引入更加低碳、绿色、环保、可持续的物质资料与非物质资料，才能基于劳动者和劳动资料的共同作用，完成对绿色领域新型劳动对象的完整改造和创造，最终实现绿色价值的增值。

二、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绿色制造体系的载体支撑

《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明确提出，建设绿色制造体系和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绿色低碳产业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绿色制造体系主要包括绿色工厂、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绿色园区等，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载体。

绿色工厂是我国绿色制造体系的核心实施单元。当前，我国已经建设了5000余家国家级绿色工厂，覆盖32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东部地区拥有接近半数的绿色工厂，山东省、江苏省、广东省、浙江省和河南省等地的绿色工厂数量较为突出，约占总量的30%。这些绿色工厂采用低碳节能技术和新型生产材料，旨在通过降低污染排放、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属性相契合，有助于充分激活绿色工厂层面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底色，引导企业从生产制造全过程提升绿色制造水平，加快生产设备技术升级和节能改造，推出类型丰富的低碳、零碳、负碳产品，打造独特的市场竞争优势。

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是我国绿色制造体系的关键链接枢纽。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国家级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600余家，覆盖了29个省级行政单位，其中浙江省、广东省、江苏省、山东省和安徽省等地数量突出，约占总量的45%。相较于独立性较强的绿色工厂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更加强调与上下游企业的绿色低碳协同发展。这意味着在原材料采购、生产、物流到产品最终的消费和回收环节都将引入更加绿色低碳环保的原材料和技术，配备更高素质的技术人员团队，有助于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在内的绿色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跃升，充分激发供应链层面新质生产力的潜在动力。

绿色园区是我国绿色制造体系的综合产业布局载体。目前，我国已建设国家级绿色园区300余家，形成了一批具有区域特色和技术优势的绿色产业集群。作为新质生产力在区域层面的综合载体，绿色园区能够吸引更多环保投资、绿色补贴以及ESG基金支持，能够有效串联绿色工厂和绿色供应链管理企业，在降低企业间地理距离的同时提高规模化的绿色效益。此外，绿色园区还提供了鼓励绿色创新合作的外部环境，不仅能够吸引高技术、高附加值、高绿色化的企业入驻，提高园区内绿色企业的竞争力，而且能够为上述绿色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机会，有助于吸引和留住高素质技术人才，提高产业乃至区域层面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

三、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绿色制造体系

（一）推动各级绿色制造体系均衡化建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体系保障。

首先，鼓励制造业企业加大绿色设计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给予积极政策引导和配套支持，这不仅可以激发企业的绿色制造内生动力，还能在全社会倡导绿色低碳消费浪潮。

其次，加快国家、省、市多级的绿色工厂梯度建设，培育绿色制造领域“专精特新”企业、“小巨人”企业、“单项冠军”和“隐形冠军”企业，充分发挥绿色制造标杆企业的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激发全行业绿色转型动力。同时，鼓励龙头企业和“链主”企业充分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参与碳减排，探索建设“零碳”“负碳”示范供应链。

再次，统筹协调更大地理范围内企业间的绿色合作，构建以新型能源为基础的“零碳新工业”创新体系，打造区域绿色供应链、绿色园区和绿色低碳产业集群。

（二）深化数字化与绿色化协同发展水平，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要素保障。

首先，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穿针引线”的连接功能，促进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深度融合。这不仅能够提升经济效应，还有助于实现节能减排、协同降碳。

其次，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大模型等数字技术在绿色制造领域的深度融合与大规模应用，尤其是要重点探索绿色制造企业如何打通工业互联网与大模型融合发展的新路径。同时，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工具，鼓励绿色制造体系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进一步降低能源消耗和环境负担。

再次，把握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建设机遇，鼓励有实力的龙头企业在气候适宜（如高纬度严寒、寒冷区域）、可再生能源丰富地区布局异地数据中心，在降低用能成本和传输过程的电力损耗的同时，推动绿色制造体系企业与数字化转型深度融合。

（三）完善绿色信贷、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资金保障。

首先，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企业采用市场化手段进行绿色转型，而非单纯依赖绿色制造体系的补贴扶持。同时，牵头建立政府引导基金，合理放大政府补助的信号作用。

其次，鼓励各级金融机构为绿色制造体系企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与服务，重点破解重污染企业、科技企业、中小企业绿色转型“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再次，需要统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和数字金融的协同发展，提供更加多元化的绿色金融产品、服务和模式，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有序流向绿色创新、绿色转型、数智转型领域，从而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活力。

（四）强化绿色制造体系自愿披露机制，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制度保障。

首先，继续深化和宣传“企业绿码”机制，以提升企业动态申报积极性。对积极申报和披露自身环境信息的企业给予荣誉表彰，进一步鼓励更多企业参与申报。

其次，合理评估动态监督机制的执行质量，特别是在绿色工厂数量多、增长快的省市开展面向省级绿色制造体系企业推行“企业绿码”申报试点，探索建立覆盖“国家级—省级—市级”绿色制造体系企业绿色信用联动机制。与此同时，发布各级绿色制造体系企业的绿色信用评价标准，加大“企业绿码”申报活动的宣传力度，持续打造先进标杆和推广“A+”企业的典型案例经验。

再次，规范当前各类第三方绿色认证和环境认证机构，加强对其认证资质的定期考核，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避免没有认证资质的机构“打擦边球”，为企业提供合规的绿色认证服务。

（五）探索绿色制造领域“产学研金介”合作模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支撑。

首先，鼓励绿色制造体系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中介机构和金融机构联合，形成优势互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在此过程中，大力提升企业绿色技术成果转移转化水平，加快推动低碳技术“技术—样品—产品—商品”转化过程。

其次，建设不同级别的绿色技术融资合作中心，发挥其在推进金融资源与绿色技术创新融合方面的协同作用。

再次，鼓励建立多主体参与的绿色技术联盟，推动相关产业升级改造，为绿色制造体系企业创新全过程提供更好的要素资源整合，助力各类创新主体竞相迸发活力，为完善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主体保障。

（作者分别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解放日报》2024-08-20 0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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