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1日，由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承办的“双碳”背景下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理论前沿论坛在同济大学四平路校区成功举办。本次论坛聚焦“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领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汇聚国内能源经济、环境经济与绿色发展相关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围绕贸易政策与碳排放、数字化与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等前沿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来自校内外的百余名师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参与了本次论坛。
论坛伊始，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邵帅教授致开幕辞。邵帅教授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断增强绿色发展动能。实现“双碳”目标，既是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战略选择，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机遇。在这一进程中，推动能源领域系统性转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安全水平；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有助于将生态环境治理投入转化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动能。二者相互促进、协同发力，是如期实现“双碳”目标、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支撑。他表示，希望本次论坛能够以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为指引，为学界同仁搭建高水平的交流平台，并对拨冗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
专题报告环节，复旦大学樊海潮教授以《Dirty Trade War》为题，深入分析了中美经贸摩擦对全球碳排放与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发现，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虽然导致中国产出有所下降，但碳排放总量并未同步减少，致使碳排放强度（单位GDP排放）上升，其背后主要存在环境管制放松与资源再配置两条传导路径。进一步研究表明，美国减少自华进口后，部分生产活动转移至越南、墨西哥等碳排放强度更高的国家，由此加剧了全球“污染避难所”效应，并进一步推高全球碳排放总量。基于多国多行业量化模型的测算表明，中美经贸摩擦会造成双方福利损失，碳排放增加带来的额外福利损失约占传统福利损失的4%，且在纳入中国环境管制因素后该比例进一步上升。反事实模拟进一步验证了上述作用机制和研究结论。
数字化能否成为制造业减碳的新动能？武汉大学杨冕教授以《算力部署与制造业企业碳减排——来自数据中心建设的证据》为题，分享了算力发展赋能制造业绿色低碳转型的最新研究成果。该研究以企业算力中心建设为切入点，系统评估了算力部署对制造业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在制造业企业建设并运营算力中心后，其碳排放规模显著下降，且这一减排效应在高污染行业、环境规制较严格地区以及数据生态环境较优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算力部署主要通过增强企业降碳意识、优化能源系统和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等渠道，推动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华东师范大学王欢欢教授在《Green Criteria in R&D Subsidies: Firm Upgrading, Productivity and Welfare》的报告中，将研究视角聚焦于绿色标准与创新政策的协同设计，评估了将环境标准纳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所产生的经济与环境效应。研究发现，该政策能够促使低生产率企业退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同时激励高生产率企业加大创新与减排投入，从而有效缓解资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环境行政处罚概率与社会福利之间呈“倒U”型关系，因而存在最优监管水平。研究据此指出，相较于环境政策与创新政策相互分离的政策设计，将环保标准嵌入技术创新政策，能够以更低成本和更小市场扭曲实现减排目标。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褚印教授从居民家庭行为视角出发，在题为《When Adaptation Does Not Protect: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Consumption Data》的报告中，揭示了空气污染可能诱发的非保护性适应行为。研究发现，PM2.5水平每增加1个标准差，家庭烟草消费增加8.4%，高糖食品和部分酒类消费也随之上升。机制分析显示，空气污染主要通过加剧心理抑郁，促使个体转向追求即时满足型消费。该研究提示，除直接健康损害外，由行为调整引致的间接影响也应纳入空气污染社会成本评估，否则可能低估其真实的健康与福利损失。
欧盟碳关税如何影响万里之外的中国企业？复旦大学杨国超教授以《单边高标准法规的域外效力与企业的分级响应——来自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证据》为题，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杨国超教授指出，在逆全球化趋势加剧的背景下，以碳关税为代表的单边气候规则呈现扩散趋势。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对中国出口企业的绿色转型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企业会在CBAM带来的边际合规成本与预期市场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并据此采取差异化的转型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不同欧盟成员国的政策执行力度存在差异，CBAM对中国企业的影响还受到客户所在国与中国地缘政治和经贸关系的调节，即贸易依赖度越低、政治关系越疏远，其政策影响越显著。此外，CBAM带来的绿色转型压力还会沿供应链向上下游传导，并产生一定的政策示范效应，推动英国、美国等其他国家和地区探索类似的碳关税制度。研究还发现，积极进行绿色转型应对的出口企业虽然提升了海外市场竞争力，但短期盈利能力也受到一定影响。
西南财经大学李丁教授将研究视角延伸至乡村地区，在题为《数字企业的乡村绿色红利：效应与机制》的报告中，考察了信息服务企业创业对乡镇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乡镇信息服务企业创业显著降低了当地PM2.5浓度，并对周边地区产生减污降碳效应，同时促进植被指数提升和鸟类生物多样性改善。机制分析表明，信息服务企业创业主要通过技术效应和结构效应促进空气污染治理，从而推动乡村绿色转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经济与产业基础较好、距离区县质心较远的地区，环境改善效应更为显著。从区域类型来看，信息服务企业创业对城市主城区、特殊区域及乡中心区的环境治理作用更为突出。
上海财经大学范美婷副教授以《能源产业依赖与低碳转型发展——对碳诅咒效应的检验与解释》为题，系统考察了能源产业依赖对地区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能源产业依赖显著抑制碳排放约束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能源效率下降、绿色创新受到挤出及能源价格被压低是三条主要作用机制。进一步研究表明，较强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缓解这一负面影响，而在能源产业国有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碳诅咒”效应则更加突出。
论坛最后，邵帅教授作会议总结。他以“感谢”与“挑战”两个关键词总结本次论坛。一方面，他对各位专家学者拨冗参会并带来精彩报告表示衷心感谢，也感谢线上线下师生的积极参与；另一方面，他指出，在“双碳”目标与绿色转型背景下，能源与环境经济学研究仍面临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学理挑战，期待学界同仁持续深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最后，他祝愿各位老师同学学术长青。
本次论坛主题鲜明、内容前沿、研讨深入，涵盖国际贸易与碳排放、数字化与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污染的健康与行为效应等多个重要领域。与会专家围绕“双碳”目标下能源转型与绿色发展的关键问题分享最新研究成果、交流前沿学术观点，为深化相关领域理论研究、拓展政策研究视角提供了新的思路，也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和经济社会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学术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