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约+20会议上通过文件《我们憧憬的未来》，辟有“可持续发展和根除贫困语境下的绿色经济”专章，强调绿色经济对传统以效率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增加了两个重要维度：第一，绿色经济试图将空气、水、土壤、矿产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利用计入国家财富预算，强调经济增长要控制在关键自然资本的边界之内；第二，绿色经济试图将“公平”或包容性变成与传统经济学中的“效率”同等重要的基本理念。
相对于以往不涉及经济模式变革的浅绿色改进，新倡导的绿色经济是一种深绿色的变革。我们需要深入讨论对绿色经济的三种理解及其思考问题的深度差别。
最流行的绿色经济概念是效率导向的
最流行的绿色经济概念是效率导向的。类似于研究劳动、资本等其他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简单地把经济产出看作自然资本投入和资源生产率的乘积（GDP=GDP/EF×EF，其中EF表示所投入的生态足迹），那么绿色经济就是要从粗放性地投入自然资本，转向集约性地提高资源环境的利用效率或资源生产率。这样的绿色经济观点持有弱可持续性的看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能够抵消资源环境的损失，财富总和实现非减增长就是绿色经济的。
在具体政策上，效率导向的绿色经济一般强调两个创新。一个是要把稀缺的自然资本的价格搞正确，把外部成本内部化，例如对煤、石油等化石燃料等消耗减少补贴、增加税收等等。另一个是用绿色GDP或者包容性财富指数衡量经济发展，识别GDP的组成结构并扣除自然资本的损失，其中自然资本用货币来衡量。在利益问题上，从里约+20会议上可以发现，发展中国家一般会抵制前者，因为担心发达国家以绿色税收的名义设置贸易壁垒，例如欧洲提出的航空碳税等；而用自然消耗获得经济增长的国家会担心后者，因为平常强调的高的经济业绩因此大幅度缩水，从宽泛意义上的可持续性变成严格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
这样的绿色经济观念，虽然相对于粗放型的拼资源拼环境的褐色经济有进步意义，但是进步有多大是存疑的。因为存在着两个关键性的难题。一是微观意义上的效率提高没有考虑宏观上的反弹效应，例如更多的人拥有低排放的小汽车，导致更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因此无法保证经济增长是在地球边界之内。二是用总和财富增长表示绿色经济和可持续性，意味着关键自然资本是可以替代的，这与新的绿色经济强调关键自然资本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矛盾。
深绿色经济概念：经济增长的规模是有限制的
更深层的绿色经济概念，强调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受到自然边界的限制，因此无限制的经济增长是需要控制的。一般可以运用EF=GDP×EF/GDP进行分析，其中EF/GDP表示物质强度的高低，虽然技术效率改进可以导致强度降低，但是无限制的经济增长导致反弹效应，因此总的自然资本消耗是增大的。而关键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有关生态足迹的研究，表明地球生态能力从1970年代就已经出现透支，到2008年地球生态足迹超过地球生物供给能力已高达50%。最近，瑞典学者罗克斯特仑等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研究成果《人类的安全操作空间》被广泛引用，更是证明了人类经济增长面临着10种地球边界，其中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流失、磷和氮产生等三种边界已经透支或超越。
在具体政策上，基于规模的深绿色经济概念，强调地球上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是有限制的，类似于人体的发育过程，经济系统依赖的物质增长是阶段性的事情。在地球自然资本充裕的“满”的地球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可以大幅度扩张；但是在接近地球自然资本边界的“空”的地球状态下，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应该控制，从追求物质资本的扩展转向追求人类福利的发展。
基于规模的绿色经济观念把1972年提出的“增长的极限”问题以新的证据和逻辑提了出来。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里约+20会议上，可以发现发达国家、新兴经济体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分化和观点分歧。发达国家希望用生态规模问题限制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是回避自己的过度消费问题；发展中国家批评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导致了地球边界的突破，但是不希望用地球边界的名义约束自己的必要增长。
最深刻的绿色经济概念：经济增长需要关注公平
最深刻的绿色经济概念，强调在生态规模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需要关注公平，要保证地球上的每个人特别是穷人具有公平享受自然资本的权利。一般可以运用HDI=HDI/GDP×GDP/EF×EF进行分析（其中HDI表示人类发展水平，HDI/GDP表示单位GDP的人类发展水平,后者是由合理的财富分布决定的），表明在一定的生态足迹和一定的生态效率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取决于对经济增长成果的公平分配。
有研究表明，只要用3%的粮食，就能让占当前全世界13%的营养不良人口免于饥饿，而富裕人口每年食品链中浪费的都比这多。同样，要让当前19%还没有用上电的人口都摆脱能源贫困，付出的代价只是让现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增加1%，但目前世界上一半的碳排放是由11%的富裕人口造成的。因此，让地球面临巨大生态压力的不是脱贫，而是财富分布的极端不公。这就是说，在生态公平的情况下，不需要超越地球极限的生态足迹就可以养活所有地球人，正是富裕人群的过度占有和奢侈消费导致了地球边界的突破。
在具体政策上，基于公平的绿色经济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仍然需要有物质性的增长解决基本需求问题，新兴经济体到了自然极限边界需要稳定增长，而超过地球边界的发达国家需要减少物质增长为前两者腾出发展空间。
在利益问题上，在里约+20会议上，可以发现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一般强烈地强调公平观点，认为绿色经济首先是具有包容性的绿色经济。但是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等消费主义国家一般抵制这样的说法，因为这意味着需要大幅度地减少个人、组织和国家的消费增长。
绿色经济发展：共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战略
在具体实施中，绿色经济常常被理解为，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用绿色的方式继续促进经济增长。然而这是又一个需要深入辨别的问题。
按照前述的绿色经济包括经济效率、生态规模、社会公平的概念，不同的国家实施绿色经济，首先是考虑多大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在里约+20会议上，乐施会的高级研究员凯特·拉沃斯提出了一个多纳圈理论（《人类的安全和公平的发展空间》），他认为，如果说地球有一个资源利用的最大上限，超过这个上限就会导致无法挽回的环境退化，那么，同样应该有一个资源利用的社会基线，低于这一基线人类就无法生存。按照安全和包容的绿色经济概念，所谓的“多纳圈”就是指这两个界限之间的空间，前者是地球边界，后者是社会边界：在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满足生活需要的资源，但人类整体又生活在地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
这次在金砖国家与绿色经济的研讨会上，我提出了绿色经济发展应该有共同的原理和不同的战略的设想：
1、发达国家的减少增长。发达国家的目前现状是处于“甜甜圈”的外层，人均GDP普遍在2万美元以上，人类发展指数在0.8以上，但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超过了10吨，人均生态足迹超过了地球平均的2倍以上。由于进一步追求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更多的资源环境消耗，因此发达国家的绿色经济就是要在保持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减少物质消耗的增长，实行地球边界内的生态足够战略，或绿色经济学家倡导的减增长战略（degrowth）和生态学家所谓的繁荣的退却，即在保持和提高人类发展指数不减少的情况下，通过存量资本的折旧而不是增量的物质增长（例如经济增长在1%左右的水平），减少资源环境的消耗回到地球边界以内。
2、新兴经济体的绿色增长。新兴经济体的目标应该是进入“甜甜圈”中间层，维持在地球人均生态足迹和发达国家人均生态足迹之间，实施地球边界和社会边界内的生态效率战略。不要走发达国家用无限的地球物质消耗追求经济增长的老路，超过地球边界进入超越地球极限的外圈。
3、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增长。发展中国家目前大多数处于“甜甜圈”的内层，虽然人均生态足迹低于地球人均的2.7公顷，但是人均GDP低于1万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低于0.8，远远没有超过社会边界的要求，因此，主要任务是用可以接受的地球自然资本消耗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甜甜圈”的中间层。
绿色转型可视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绿色经济对于中国未来10-30年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绿色转型可视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
1、绿色经济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
现在的绿色经济，要求在关键自然资本非减的意义上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这样的概念对于中国有实质内容地推进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许多人基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概念，强调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任务是人均GDP翻番突破一万美元大关。从绿色经济的角度看，这是不够的。绿色经济意义上的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应该具有经济高效、规模适度、社会包容的特征，应该是人均生态足迹保持在发达国家水平之下，有与人均GDP一万美元相匹配的人类发展水平，同时大幅度降低贫富之间的差距。
2、中国推进绿色经济的三个政策。
第一是绿色经济的生态规模政策。对耕地、能源等重要的自然资本，要实行总量控制，形成倒逼机制，限制GDP的规模和速度过快增长。第二是绿色经济的分配公平政策。每个人都有发展的机会，要把资源环境总量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到各区域。初始分配体现公平，特别是照顾贫穷人口的生态权利。第三是绿色经济的效率提高政策。通过提高技术和管理水平，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率，自然资源要通过市场机制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三条政策相互配合，形成系统，才能真正推动绿色转型。
3、绿色经济与中国发展差异化战略。
按照现在的速度发展，不用1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人均生态足迹就会超过世界人均水平，因此中国转型时间紧迫。中国的绿色发展应当是生态足迹适度往上走，在不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空间内，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从区域看，沿海发达地区是生态优化功能区，应该在提高经济社会水平的同时降低生态足迹；中部地区是重点发展功能区，要尽可能提高生态效率，用较少的生态足迹增加实现有质量的经济社会发展；而在生态禁止发展和限制发展功能区，重点是降低贫穷人口比例，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
（诸大建 作者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来源：文汇报）
【相关链接】全球三次绿色浪潮
从1962年卡逊《寂静的春天》问世以来，世界性的绿色浪潮可以分为三季：
第一次绿色浪潮——环境主义浪潮
第一次绿色浪潮发生在1960-1970年代，理论思考以《寂静的春天》和《只有一个地球》等著作为代表，制度性的事件是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提出环境保护应该成为发展的重要方面。
第一次绿色浪潮的理论成果，一是对追求无限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批评和反思，指出褐色经济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没有带来所期望的环境和社会的发展。二是强调从末端治理的角度消除经济增长的负面环境影响，具有先污染后治理的特征，环境保护部门开始成为环境治理的体制力量。
第二次绿色浪潮——弱可持续浪潮
第二次绿色浪潮发生在1980-1990年代，理论思考以《我们共同的未来》和《倍数4》等著作为代表，制度性的事件是1992年的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确立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第二次绿色浪潮的理论成果，一是提出了基于弱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思想，强调经济、社会、环境等三个支柱总和意义上的非减发展，认为只要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充抵资源环境退化，发展仍然是可持续的。二是从末端治理进入生产过程，提出了经济增长的绿色化改进，重点是提高资源环境的生产效率。
第三次绿色浪潮——强可持续浪潮
第三次绿色浪潮发生在本世纪以来的2000-2010年代，理论思考以联合国环境署的《全球绿色新政》和《迈向绿色经济》等为代表，制度性的事件是2012年的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呼吁经济范式变革的意义上提出了绿色经济新理念。
绿色经济新理论有两个特征。一是提出了基于强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思想，强调地球关键自然资本的非减发展，意味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尊重地球边界和自然极限。二是提出了包含自然资本在内的生产函数，要求绿色经济在提高人造资本的资源生产率的同时，要将投资从传统的消耗自然资本转向维护和扩展自然资本，要求通过教育、学习等方式积累和提高有利于绿色经济的人力资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