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经济难题:价格上来了,去产能、去杠杆怎么办?
发布时间:06-25-17

文/周艾琳

如今,去产能和去杠杆是被经常挂在口头的两大词汇,然而其背后承载的深意和难度却已超乎了想象。

令各界记忆深刻的是,中国在2015年底提了去产能,当时去产能的核心是钢铁和煤炭。问题在于,当年大宗商品熊市的时候,去产能并非难事,反正赚不到钱就自然会减产;但去年以来,价格却因供给大降而不断上升。在这种情况下,还要不要去产能?要怎么去?

在去杠杆方面,相比于大家口中的“中国企业过去都在加杠杆”,其实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在过去的 16 年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整体性的“去杠杆”趋势,负债率的上升可能只集中在一小部分大型、低效的企业上,其中以国企为主。但去杠杆并没有完全实现,一些国企反而还在不断获得低成本的金融资源。

针对这两个经济大难题,近期举办的“同济大学110周年校庆学术活动”(“国企改革与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学术研讨会)给予了极高的关注。两位国内顶尖学者也正式地基于自己过去多年的研究做了汇报,分别是中央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陈斌开,以及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得主钟宁桦。

1. 难题:价格上去了,还怎么去产能?

针对这个大难题,陈斌开教授过去进行了一系列深度的研究。

其实,一直以来,“去产能”被列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五大任务之首。

当年去产能的理由可想而知。自2012年3月至2016年9月,工业品出厂价格(PPI)连续54个月下降。

从行业利润看,2015年全国90家大型煤炭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91%, 整体行业的亏损面达到了95%;同样,钢铁企业也普遍亏损严重,按照中钢协统计,2015年会员钢企亏损总额645.34亿元,亏损面高达 50.5%。

在一系列行政性去产能后,成效也似乎立竿见影。2016年压减粗钢产能4500万吨左右,退出煤炭产能2.5亿吨以上。2016年实际压缩粗钢产能6500万吨,退出煤炭产能2.9亿吨。2017年化解钢铁过剩产能工作也进展顺利,截至4月底,全国退出粗钢产能3170万吨,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5000万吨的63.4%。

问题在于,如果市场是完备的,产能过剩必然导致价格下降,进而倒逼企业在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下缩减产能和产量,直至市场出清。那为何去产能还需要政府进行主导?持续且难以化解的产能过剩究竟原因何在?

陈斌开认为,政府缺位和越位并存造成了非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府缺位主要表现在政府在环保、质量、安全等方面监管不严,部分企业通过不严格执行环保标准、降低产品质量等不正当方式降低成本,造成低质量价格竞争和低水平产能扩张。

政府越位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为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不断提供补贴和贷款,阻碍企业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

现在问题更在于,价格上涨后,我们是否还需要进一步去产能?如果需要,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

这需要探究价格上涨背后的推动因素,其实钢铁和煤炭这两个行业最主要的需求方是基建和房地产,基建投资近年来同比增长率达到18%左右,同期房地产投资加速,加大了市场对钢铁和煤炭的需求,推动价格进一步上行。未来,这一势头恐难以持续,重工业行业的需求将趋于下降,去产能势在必行。问题是,是否仍然可以由政府主导去产能?这种行政性去产能的方式会存在什么风险?

陈斌开认为,地方政府主导“去产能”任务的问题在于,往往无法真正淘汰低效企业,实现产业转型升级。为使“去产能”政策更具可操作性,地方政府往往以规模等可观察指标作为标准,但这一方面会鼓励企业进一步扩大规模以防止被淘汰。同时,可能阻碍产业转型升级:高质量产品往往需求量较小(如汽车用钢和圆珠笔芯用钢等),不适合大规模生产,如果以规模为主要标准,这些高质量产品可能会被当成落后产能被淘汰,阻碍产业转型升级。

那么,如何才能有效化解过剩产能?

陈斌开认为,要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相结合来化解过剩产能。产能过剩行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核心是剥离企业政策性负担,形成公平市场竞争环境,让价格信号充分发挥作用。此外,当前大部分过剩产能并非落后产能,不宜为“化解而化解”,其核心在于提高企业竞争力,形成“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防止在化解过剩产能中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

此外,政府也需要严格进行环保、质量、安全等方面执法,形成公平竞争环境,以化解过剩产能为契机推动环保、质量、安全等方面的制度改革。同时,也应该通过加快高回报率基础设施建设和引导企业“走出去”扩大国内外需求,缓解周期性产能过剩,以化解过剩产能为契机进一步提高中国基础设施质量。

2. 怪相:大企业加杠杆,小企业将杠杆

这一接下来要谈的“怪象”其实是与上述难题是息息相关的——大型低效企业难以逐步退出,去产能无法持续,这伴随着信贷总量的激增、金融资源总量的骤增,以及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在不断恶化。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估算:2008年之前,在中国,大概1.2元的新增信贷能够产生一块钱的新增GDP;而2008年之后,要三块多的新增信贷才能产生一块钱的新增GDP。也就是说,大量的钱配置到了低效的地方,甚至被浪费掉了,因此导致 “金融不支持实体”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就中国债务的结构性问题,钟宁桦教授近几年做了持续的跟踪研究和大量的数据分析。在他看来,相比于大家口中的“中国企业过去都在加杠杆”,其实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在过去的 16 年间,我国规模以上企业呈现出了显著的、整体性的“去杠杆”趋势。钟宁桦的判断是,负债率的上升可能只集中在一小部分企业上。

他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的企业债务“惊人”地集中。负债最多的五百家企业的负债总额占到 34.5 万家企业负债总额的 1/4,而负债最多的两千家企业占到了将近一半。下面这张图只画了 5000 家企业,负债总额占到了 49.1万亿中的 55%。剩下的 34 万家企业合起来,负债总额占比只有 45%。

进一步,2015 年我国上市公司中负债最多的 50 个企业的总负债高达 11 万亿,占当年所有上市公司负债总额的 54%,平均每家企业负债超过 2000 亿。从2008年以来,这50家企业每年新增贷款总额愈1万亿,平均每家每年新增 200亿。

钟宁桦发现,2008年之后,国有部门在不断加杠杆,国有工业企业整体的负债率从56%上升到62%。而私营部门却在加速地去杠杆,私营工业企业的整体平均负债率从58%降到52%。

分所有制来看,国有企业的利润率更低,但是负债率却在上升。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至2016年12月,国有企业的负债总额已经达到87万亿。近期国企负债的增速远远高于GDP的增速,即国企负债/GDP这个比值还在不断提高。

相比之下,私营部门使用的金融资源远低于其经济贡献,这似乎有碍部分高效的中小企业发挥更大动能。

解决方案嘴上说来也很简单——结构性的债务问题需要“结构性”的政策来解决。要果断地在低效的地方“去杠杆”;同样重要的是,要在高效的地方“加杠杆”。

但实际推进却困难重重,根本的原因在于企业承担了政府的政策性负担。

陈斌开和钟宁桦都表示,我国企业政策性负担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国有企业难以运用市场化方式减少冗员或降低福利;二是部分大中型企业是地方政府稳定就业、提高本地GDP 及财税收入的重要载体。当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在需求下降时,政府出于就业和社会稳定等方面考虑必须为其提供补贴;而金融机构预期到政府为这些僵尸企业提供了隐形担保,出于降低不良资产率等考虑,采取借新还旧、减免利息等方式继续为其提供融资。因此,承担政策性负担的企业面临预算软约束,它们利用补贴和贷款维持甚至扩大产能。

要破解中国的这两大经济难题,可能更需要一些“政治经济”思维。而陈斌开教授和钟宁桦教授这两名学术界的挚友共同开出的药房无外乎是:打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继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改变以GDP增速为目标的绩效考核体系。这将决定中国经济未来能够持续发展,当然说来轻松,但真的要将其落实,料仍然任重而道远。

转自第一财经:http://m.yicai.com/news/530488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