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大建: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演进和我的研究历程
发布时间:01-04-18

今天的创新,特别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意义上的创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的创新,而是在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要有环境友好、社会包容方面的考虑,所谓创新要服务于可持续发展。诸大建教授是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权威专家。三思派近日对诸教授进行了专访,围绕三个问题请诸教授给以解答。一是,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是如何起源和演进的;二是,诸教授自己是如何进入这一领域的以及重点关注了哪些问题;三是,可持续发展研究最新的前沿是什么。以下是诸教授对三个问题的回答。

一、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演进与理论模式

1政策演进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需要从政策研究和理论研究两条线展开,首先讲一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演进。从全球来看,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的环境问题开始的,但是现在已经从环境问题演变成为一个有关发展的全球性战略。从那时以来的50多年的发展,可以分出三个波段。

1)第一个波段的高峰是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环境会议。当时,国际上已经发现,二战后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发展政策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此联合国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世界首脑会议,要求世界各国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加强环境管理。今天各国政府的环保机构就是从那时开始设立的。但是1972年的会议存在着重大的南北分歧,即北方国家已经发展起来了,要关注环境问题;而南方国家还在发展中,更关注贫困问题。当时印度的甘地说过一句后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抓环境是可以,但是贫困是最大的污染,他认为首先要把贫困问题解决了,才能解决环境问题。这是发展与环境矛盾的最初显现。

2)第二个波段的高峰是1992年联合国在里约召开的世界环境与发展会议。此次会议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发展与环境矛盾的核心概念来看待。我们今天谈论可持续发展,正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这里,可持续,是资源环境可以承受;发展,是改变贫困状态的经济社会发展;合起来,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发展应该在资源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当时提出的一个有新意的观点是引进了社会要素,强调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公平问题不解决,环境和经济之间的矛盾是无法解决的。基于此,可持续发展被认为要有三个支柱,分别是经济支柱、社会支柱、环境支柱。以前,有关经济、社会、环境三个系统,没有一个共同的理论,从1992年开始,全世界都认为可以用可持续发展把三者整合起来。于是可持续发展变成了一面世界性的旗帜。1995年中国制订“九五”规划,领导人梳理中国发展的十大关系,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了十大关系之一,强调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要协调发展。也就是说,中国把可持续发展变成最高层的决策,是从1994、1995年开始的。

3)第三个波段的高峰是联合国于2012年再次在里约召开世界可持续发展首脑会议。里约+20会议的重要贡献,一是提出绿色经济可以作为可持续发展整合发展与环境矛盾的重要抓手;二是提出全球合作治理来整合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的冲突。1992年之后,各方认识到经济、社会、环境三者之间是有利益冲突的,企业家关注经济,老百姓关注社会,政府关心资源环境等公共物品问题。所以,大家发现还需要引入全球利益相关者合作治理的概念来解决问题。这样就把可持续发展从三个底线拓展成为四个支柱,即在经济、社会、环境这三个发展要素之外,还必须加上治理,通过治理对多元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变为四条底线。

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发展脉络,从中可以看出三个里程碑从浅入深地针对了三个问题;一开始是要解决经济和环境的矛盾;后来是经济、社会、环境三个支柱;再到2012年变成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条底线。其实,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四条底线,对于理解中国提出的“五位一体”建设有很大帮助。这里不再展开。

2理论模式

下面讲一下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流派。可持续发展本身是政策,是宏观的发展战略,联合国为主导进行推进并得到了各国政府的认同。可持续发展从政策领域被提出后,需要有理论进行解读与深化,这是学术界重点突破的问题。理论研究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主要有三个流派。

1)第一个流派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弱可持续性。从新古典经济学角度解读可持续发展、系统阐述弱可持续性观点的代表人物,是诺贝尔经济学家索罗(Solow)。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与环境的关系一般有三个主要观点。

第一,资源环境生态等自然资本不是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强调自然资本的供给能力是无限的,不是有限的。所以经典的经济学从来不把自然资本作为约束条件引入生产函数之中。一直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生产函数都是将劳动、资本、技术作为约束变量,但是从来没把自然资本作为内生变量,这就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观点。

第二,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物质资本跟自然资本之间是可以替代的。可持续发展是自然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加和,虽然经济增长导致自然资本的减少,但是只要总和在增长,即物质资本增长超过自然资本消耗,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只要追求总资本在增加,就是可持续的。

第三,认为技术能够把自然资本的稀缺问题解决掉,例如不可再生资源的减少可以通过技术创新使可再生资源增加。所以传统的经济学一直具有技术乐观主义的倾向。

2)第二个流派是稳态经济学的强可持续性。强可持续性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当过世界银行主要经济学家的戴利(Daly),国际上有组织曾多次提名他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抵制他,其中的故事蛮有趣的,我翻译过他的代表作《超越增长》。强可持续发展与弱可持续发展主张的三个方面正好是相对的。

第一,认为经济增长必须放在自然的边界内去发展,经济增长的物质扩张是有自然极限的,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就是强调这样的意思。这不是悲观主义,而是说我们要有本事在这个自然界限里面把生活过好,所以他们讨论的话题叫没有增长的繁荣,即到一定阶段物质增长应该趋向于动态平衡,这就是所谓的零增长概念。

第二,认为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关键自然资本包括生态系统的调节功能、文化功能等被消耗掉以后,是没有办法用人类的资源复制出来的。

第三,科学技术的力量是有限的,就像我们以前读研究生上自然辩证法课学过的,恩格斯讲过,每一次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在胜利的同时又都会带来下一步更大的问题。

3)第三个流派是可持续性科学的四种资本理论。第三个流派的可持续性科学是由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克拉克教授(Clack)领导的。他做了一个理论模型,认为人类发展从理论上来说,要研究四个资本及其协调关系。其中,经济增长与物质资本有关,社会发展与人力资本有关,资源环境与自然资本有关,而合作治理与社会资本有关,所以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即可持续性科学就是研究这四个资本如何进行平衡,是整合的问题。

目前世界上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主要是上述三个流派,如果要梳理这三派各自的优劣,我有如下的看法。

弱可持续发展理论,看到了技术有可能解决原来没有想象到的问题。比如我们现在所发生的不可再生能源短缺问题,通过开发一些技术确实可以用再可生能源来替代。但是它的缺点是认为自然界没有任何约束能力,生态系统的任何功能都是可以替代的。以二氧化碳排放来说,如果二氧化碳的调节功能,通过技术能够复制出来,那我们就不需要花那么大的力气去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但是事实上并没有这样的技术。所以这个理论的缺点,在于对人控制自然的能力和技术进步过于乐观。

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优点,看到了自然界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所以经济系统是自然界的子系统,不能把经济系统看作独立于自然界的系统,这是对的。但是它把所有的自然资本都看作是制约性的则有失偏颇,由于经济增长总是要消耗自然资本,因此这实际上是说任何增长都是无理由的。实际上有些自然资本是不可替代的,有些则是可以替代的。比如说自然界的资源供给功能往往是可以替代的,有些矿产资源没有了,我们可以用其他人造的东西来替代。只是一些关键的自然资本及其生态服务是比较难替代的。这一理论的缺点,是对技术的作用估计偏低。

提出“休克疗法”的原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曾经是绝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家,现在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主要学术顾问。我与他碰到过几次,与他交谈以及读他的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著作,总是感到存在着矛盾。一方面,他强调原来的经济增长范式有问题,要转向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他对自然界有没有边界的问题却模棱两可、支支吾吾,尽管他的书《可持续发展时代》引用了2009年瑞典学者在Nature杂志发表的有关行星界限的论文(planetaryboundaries),证明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九个生态服务功能,是地球上不可替代的,其中已经有四个被经济增长透支了。

我的观点是可持续发展强调一些关键的自然资本是有约束力的,是不可替代的。同时各种资本的不可替代性随着稀缺性增大而增大,可持续发展是要研究这样的情形发生下的人类应对策略。

可持续性科学理论的优点,是把治理放入研究框架,形成四个资本组成的分析框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学者奥斯特罗姆就是从治理角度参与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这一学派没有介入前面两派的理论博弈,更多是从学理角度出发,把政策方面的四个支柱集成解读成为四个理论要素及其关系。可持续发展科学,喜欢用interdisciplinary即跨学科(不同于multidisciplinary是多学科的研究)来描述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整合成为统一的知识体系。

二、我个人研究可持续发展的缘起与收获

1从研究科学技术转型研究可持续发展

我1994年-1995年到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由于一个意外的收获,回来后就转型变成了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的积极分子。这是一个偶遇。出国前我主要研究科技政策和科学革命问题,在《自然辩证法通讯》、《自然辩证法研究》、《哲学研究》等业内权威刊物发表过论文,在国内学术会议上做过主旨发言,当过全国以及上海的一些学会的职务。应该说在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研究领域有了一些影响。到墨尔本大学是从中国地学案例研究科学革命的传播问题。成果是完成了一篇几十页的长篇英文,发表在SSCI杂志上,后来得到ISIS杂志文章引用,在90年代,那算不错的成果。

国外的科学技术研究即STS(ScienceandTechnologyStudies)中,有一种研究类型一直吸引着我。美国有个研究科技政策的学者把学术研究分成四个象限:纯粹研究理论或波尔型研究,不关注应用,只研究理论,比如物理学家波尔;纯粹应用研究或爱迪生型研究,不关注理论,只关注应用,比如发明家爱迪生;既不关注理论,也不关注应用,日常的许多思维属于这样;但是还有一个象限,这个象限既关注理论又关注应用,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巴斯德。他是生物学家,同时也是医学家。说他是生物学家,因为他在研究细菌的运作机理上有重要贡献;说他属于发明家,因为低温下消毒的办法是他发明出来的,所以将这种研究称为巴斯德型研究。

我骨子里对巴斯德型研究有偏爱,一直认为研究科技政策和研究管理的人,实际上既不同于纯粹的理论研究,也不同于纯粹的应用研究。而是应当,能上天研究理论问题,能入地研究政策问题。

1980年代,有关科学哲学、自然观这两个领域的学术会议都是小圈子,产生的社会影响比较小,讨论的问题有时候常常被人说成有自娱自乐的感觉。在STS研究中,对社会影响大的这一块实际上是科技观,也就是科学技术如何与经济社会互动以及为经济社会发展所用,对此问题我脑子里一直有兴奋点。现在对可持续发展感兴趣,有这样的基因在里面。只是当时研究STS,一直没有发现有什么特别精彩的理论能够让我感到激动。

1)墨尔本多次被联合国评为是世界上最适于居住的城市之一。在墨尔本,我喜欢东走走,西走走。走到政府发展规划部门,了解到墨尔本有一个“2020”发展战略,这个发展战略的指导理论是可持续发展。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可持续发展,它把经济、社会、环境,还有政府与社会的合作治理全部整合起来。我当时觉得中国发展不错,但是中国发展的问题与前景,对研究者来说用什么样的综合理论框架来进行分析?好像并没有。

当然我知道国内的科技哲学或自然辩证法课程有讨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的,罗马俱乐部就被归入技术悲观主义一类。因此我觉得这个题目十分有趣,就开始研究。一研究我才知道可持续发展是全新的理论,罗马俱乐部被认为是可持续发展的先锋。正式作为战略是1987年Bruntland小组提出,1992年在联合国里约会议被世界各国包括中国接受。可惜国内学术界对此了解很少。一年后回国,我给《自然辩证法研究》写了一篇可持续发展的论文。这是《自然辩证法研究》杂志也是国内学术界早期讨论这类问题的文章之一。

回国后得到好消息,墨尔本大学接受我攻读科学哲学与科技史的博士,同时获得澳大利亚政府的两份读博奖学金。我当然很想去读国外的博士,但是考虑再三,觉得对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兴趣已经很浓烈,国家也有需要,就放弃了这次机会。我是下了决心的,扪心自问觉得这是我喜欢的,就果断进行转型。实际上当时我从墨尔本回来就给学校领导说,可持续发展理论,可以把同济的许多专业串起来,就像一个红线,把散乱的珍珠穿织成为高价值的项链。在学校领导支持下,我们一批年轻的教授副教授发起成立了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这是国内大学最早的这方面研究机构之一。后来墨尔本大学的合作教授到中国来,我说我没读你的博士,但是我现在转向研究可持续发展与宏观管理方面的问题了。他虽然有遗憾,但是认可我的选择。

2)回国后正好碰上国家编制九五计划,高层领导把可持续发展纳入中国发展的十大关系中进行强调。上海作为可持续发展示范,要编制21世纪议程行动计划,这是要直接对标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了。那时政府要找搞可持续发展的专家,确实没有什么人。知道我有相关的研究,就被叫去,于是我作为主要专家参加了可持续发展上海行动计划白皮书的编写。我们一边干一边学,收集了东京、西雅图、首尔等国际上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先进例子,搞出了上海的战略研究模式。经过那次经历,我逐渐成为了可持续发展方面战略研究与理论研究两栖的专家。

3)除了做与政府有关的战略、规划、政策研究,我特别重视开展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学理问题研究。搞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谁来说都是新东西,转型之后,我比以前搞科技政策研究要努力很多,系统地研读了相关的经济学与管理学文献,结合中国实践做研究,主持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包括重大与重点,在业内高影响杂志发表了一系列同行评审论文。一直到后来参加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国环境署、联合国开发署、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政策咨询和研究活动。1997年我在学术杂志上发表最后一篇科学哲学和科技史文章。等到1998年发表关于循环经济的第一篇文章的时候,研究的东西在内容上已经完全转过来了。这就是我如何转型搞可持续发展的过程。

2迄今为止的几方面收获

如果从1995年发表第一篇文章算起,到现在已经22年了。在中国知网检索关于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等方面的文章,按照社会网络分析,我可以列入研究文献网络的中心地位。如果要说我做了一些成绩被大家关注到,主要有三个方面。

1)从研制可持续发展战略到研究可持续性科学

第一项工作,是1995-1997年结合中国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研制,研究地方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理论与方法。内容包括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区别,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如何设定和指标如何选取,如何从可持续发展角度分析地方发展,包括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政府、企业、社会如何合作参与地方可持续发展进程等等。当时一边收集研究国际上的一些先进文本,一边研究建立我们自己的战略研究工作模型。上海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完成后,被国内同行认为是有理论含量的。

从那时起,我们就注意研究国际上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看法,逐渐发展出了具有一般性意义同时可以国际对话的可持续性科学的分析框架,包括对象、过程、主体三个方面,试图对政策分析中的一些关键问题进行理论分析。例如在对象维度,指出环境、社会、经济三个方面有重要的包含互补关系,而不是简单的并列替代关系;在过程维度,强调运用压力-状态-响应即PSR方法进行全过程管理,将适应性治理和源头性预防结合起来;在主体维度,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影响着可持续发展的实践,不能脱离合作治理推进可持续发展。2015年,联合国通过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即SDGs,我们结合多年来的研究积累同步出版了《可持续发展与治理-可持续性科学导论》一书以及相关论文。这一工作,现在看来对推进联合国SDGs框架下的政策实践和理论对话,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引入循环经济概念提出服务循环

第二项工作,是1997年和1998年开始做的。上海21世纪议程编制工作做完之后,上海市政府组团走访欧洲特别是德国,考察地方可持续发展在政策举措方面是否有东西可以借鉴。我被邀请参加,是考察团里唯一的学者。去了以后,听了德国人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思考,受到很大启发。他们1996年推出了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处理法,虽然这个法主要讲废弃物处理,但是其内容却超越末端治理深入到了经济领域。这方面,有两个报告听后觉得很精彩,一个是农业部门讲述他们的农业发展如何倡导封闭的“物质流”流动,以便减少末端的废弃物处理。另外一个是法兰克福市长介绍他们的废弃物处理二元系统,使消费后的塑料包装物如何通过市场化手段进入回收系统进行再循环,而不是变成白色污染。当时的感觉是,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大的帽子,有经济、社会、环境等庞大的内容,但政府管理需要寻找有落地可能的操作性方案。回来后代表团关起门来给市里写报告,团长问我:“诸教授,你觉得这次到欧洲一趟,最大的收获是什么?”我说最大的感触就是循环经济。于是代表团写的报告在循环经济方面花了笔墨,上报后得到时任市长徐匡迪的重视。后来发改委就组织课题开展专门研究,我作为主要的牵头人员,完成了一本《上海循环经济发展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后来被当时的国家计委评选为优秀研究成果一等奖。

回来后研究文献,在《ScientificAmerican》杂志上看到产业生态学的文章,说制造业转向可持续发展,不能是单向的物质流,应该变成闭环的物质流包括再制造等。比如说当一个汽车坏了以后,部件再回收,回到生产过程中再制造形成新部件装到车子上。脑洞豁然打开,把这些思想与以前研究的生态效率、3R原理以及德国的废弃物闭环处理理念概念整合起来,我写了一篇1万多字的论文,这是国内第一篇系统阐述循环经济的理论文章。当时充满激情,一两个晚上就把长篇大论写了出来。虽然发表的杂志一般,但是这篇文章的引用率一直到现在都是最高的。这篇文章后来被环保部和国务院有关研究部门看到,有关看法被写进了政策建议之中。所以中国的循环经济可以说是从上海缘起的,我的那篇文章起了很大的作用。从那时起,我逐渐有机会从上海走向北京了。从2002年起接二连三参加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中国工程院、科技部中长期科技战略咨询研究、全国人大循环经济立法、国家发改委循环经济试点项目等重要课题的循环经济研究,给高层和有关部门写了不少有关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我一边研究循环经济的政策与实践,一边花功夫研究这方面的理论问题。2000年起,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支持下,牵头组织翻译了国外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与管理学方面的十几本前沿著作,介绍绿色经济的学术前沿,包括许多国外专家对环境问题的反思。我是研究地学出身,对物质流问题很清楚,现在又花功夫琢磨价值流问题,这样两者结合起来就觉得有底气了。后来我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就把物质流与价值流整合起来进行研究。在系统地梳理了国外的进展之后,提出循环经济包括废物循环、产品循环、服务循环三个循环,其中服务循环是最高层次的循环,具有高倍数的资源生产率。服务的循环就是制造业不卖产品而卖服务,当时欧洲人把它称为产品服务系统。现在的分享经济,许多就是从服务的循环发展而来。这也是我这两年为什么特别重视研究共享单车、共享出行和共享城市的由来。

目前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显学,世界经济论坛最近这几年强调循环经济是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内容。2016年经过激烈竞争,由国际专家委员会推选,我获得了世界经济论坛的循环经济世界领袖奖,到达沃斯参加颁奖仪式并做了发言。

3)研究资源生产率和生态福利绩效

第三项工作是研究资源生产率。循环经济提出后,学术上有待深化的问题是用什么指标来评价循环经济的绩效,或者更广义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的绩效。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不是污染治理,肯定不能用传统的污染控制指标进行衡量。当时我在研读罗马俱乐部最新出版的《四倍改进》等书,觉得类似于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率概念,可以用资源生产率的概念测量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的效率,认为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就是要提高资源、环境等的资源生产率,努力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消耗的脱钩。后来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对资源生产率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在资源生产率和倍数X理论的基础上,我进一步提出了中国发展C模式概念,以区别于国外学者提出的绿色发展B模式。这个故事讲起来也很有趣。那一年到北京参加科技部中长期科技战略研究,在西单书店买到美国学者LesterBrown出的新书《B模式》。这个提法有新意,但是我看完觉得,这个理论拿到中国来肯定会有问题。因为多年来的研究我们有体会,同样是绿色转型,发达国家跟发展中国家不可能是一样的。后来我就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可持续发展转型有两种路径。如果传统的发展模式是A模式,那么发达国家的路径是布朗提出的B模式,即在保持生活质量的同时降低物质消耗和生态足迹;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应该是C模式,因为主要矛盾是生活水平发展还不够,因此要用较小的物质消耗去实现聪明增长。2010年世博会期间布朗的书再版出中译本,我被邀请写序,利用这个机会再次强调了这方面的差异。布朗来中国开会看到我的序,表示认同。

在以上研究基础上,我们进一步从研究绿色经济的资源生产率延伸到研究绿色发展的生态福利绩效概念。按照人均生态足迹和城市的人类发展指数,画出四个象限。指出可持续发展的象限是高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A模式是从低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进入到高人类发展-高生态足迹,B模式是西方国家的高人类发展-高生态足迹进入到可持续发展象限,发展中国家的C模式是要跨越式地从低人类发展-低生态足迹进入到可持续发展象限。我们的研究得到联合国开发署中国办公室的关注,邀请我担任他们的专家,主持合作研究,出版了基于生态福利绩效理论的《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估报告》(2015、2016)。与此同时,我们也写了反映我们研究工作的英文论文,在业内高影响因子的SCI杂志发表。我们高兴的是发英文论文,不是简单沿用人家的framework和方法,而是用我们自己研究出来的方法和理论。

三、未来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可能前沿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是个庞大的体系,对研究前沿,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讲出各自不同的重点。那么我最关心的前沿和兴奋点是什么?可以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中国版的可持续性科学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学者如何对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研究做出贡献,尤其是对联合国的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学术贡献。我感觉1992年以来中国主要是将世界上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引入进来开展应用性的工作,现在已经有条件基于中国现代化新时代和生态文明的实践对世界上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做出贡献了。一个重要理由是,国外虽然有不少理论畅想,但是很少有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实践活动。

就我们自己的研究而言,例如,我们已经建立了基于对象-主体-过程的分析模型和工作假说,对世界上有关可持续发展三种理论的强弱、优缺点进行了辨析,进一步我们可以在中国生态文明的实践基础上对理论进行优化,与国际进行交流,讲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方案。又如,国际上讲可持续发展,主要是经济、社会、环境、治理四个支柱,中国讲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其中的文化建设是国际上没有强调的。因此,能否从理论上讲清楚文化建设应该纳入可持续发展体系中作为第五要素。其实,欧洲人对我们的提法很感兴趣,他们认为现在的四个支柱不能够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应该增加文化支柱。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和谐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西方那种强调竞争的、你死我活的发展理念,应该对可持续发展更加有利。

第二、研究上海2035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

第二个问题,是从可持续发展角度研究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国家刚刚批准了上海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即上海2035,我作为主要专家参与了新规划的咨询研究。上海2035年总的思路是,一个总目标即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三个分目标即建设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实际上三个分目标,可以理解为可持续发展的三个E即Economy、Equity、Ecology问题,或者三个P即Prosperity、People、Planet问题。这是可以进一步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方法加深研究的。

例如对于创新之城,传统的全球城市是单纯的金融中心,新版本的全球城市要求建设科技与金融融合的经济中心。所谓Fintech的概念,一方面,科技要融于金融,要发展互联网金融这样的新经济;另一方面,金融要服务于科技,要发展可持续发展导向的科技创新,例如从上海缘起的摩拜单车等共享经济就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意义的绿色创新。

又如对于人文之城,如何改变城市中心与外围、主城区与郊区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的状况,城市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如何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包容性,这都是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深化研究的问题。

再如生态之城,上海如何从土地扩张的城市转向土地零增长和负增长的城市,上海的人均能源消耗与二氧化碳排放如何达到峰值,与已有的全球城市纽约、伦敦、东京对标,都是需要放在可持续发展视角中进行研究的问题。我作为研究者,只有看到上海和中国的发展,实现了可持续发展要求的城市发展与自然消耗脱钩,才有真正的成就感。

第三、研究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中国PPP模式

第三个问题,是研究可持续发展导向的中国PPP模式。2014年以来,中国政府大力倡导在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领域推行PPP模式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模式)。这是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结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可以解决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提供的资金不足和效率不高等问题。但是,过去3年来国内PPP的实践在大力推进的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例如,大量举债进行过度的、无效率的基础设施建设;私营部门偏好营利性项目,忽视公益性项目;私营部门重视施工利润,忽视运营维护效益,从而产生短视行为;私营部门收取高额票价,从而造成公共服务覆盖面窄以及不公平的现象;私营部门为了降低成本而降低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从而对公共利益造成巨大损害;私营部门将投资集中在能带来经济回报的设施,忽视了对环境保护、员工安全与福利、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投入。为了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对PPP模式进行深层次的思考。

我们从2002年以来研究可持续发展,就认为PPP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出PPP没有可持续发展是瞎子,可持续发展没有PPP是跛子。按照这个想法,我在宏观政策与管理领域指导了一拨博士研究生做论文。去年以来,我们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角度将国内的PPP模式演化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以填补公共财政预算缺口为主要目的的PPP1.0阶段,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并提高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的PPP2.0阶段,以及以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PPP3.0阶段,而3.0的PPP与十九大强调的发展要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一致的。下一步我们准备结合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新思路,结合联合国2030强调人民第一的PPP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开展更具有中国话语体系可以与国际交流的研究。

最后我想说,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召开,我感到中国越来越具有站在国际地图上思考问题的大格局大气派,所以未来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应该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前面已经提到,国际上可持续发展的政策与理论已经走过了1972、1992、2012三个重要的里程碑事件,可以预测到2032年,即里约+20之后20年后,国际上又会举行可持续发展的世界首脑会议,届时中国应该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要有所作为。多年来我都是世界经济论坛世界未来理事会的专家以及联合国环境署、发展署的专家,我希望能够在更多的国际交往场合讲讲中国故事。

转自公众号“三思派”:https://mp.weixin.qq.com/s/5LAb2y36ON8xTYr5Kgy-Q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