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诸大建的履历，这样写着：1953年出生于上海；1970年初中毕业后“上山下乡”当知青；1976年被推荐上了青海大学地质系，后留校任教，又考上中科院的科技史研究生，1986年毕业后至同济任教至今。期间，于1994-1995年赴澳大利亚做高级访问学者，后在职攻读管理学博士，2005年到美国哈佛、芝加哥等大学做高级研究学者……读来是一个典型的新中国50年代人走上学术道路的经历。当我面对面访谈并向他印证这些经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关系时，诸大建是这样阐释的：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举行世界环境会议，他当时是插队知青，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在发生什么事情；1992年里约联合国举行环境与发展会议，他是两年后知道会议内容及其意义的，1994年在墨尔本大学访学，发现“可持续发展”被有效地用于制定城市政策，回国后就投入了上海和中国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研究；2008年金融危机一直到今年的“里约+20”联合国举行可持续发展会议，他多次被邀请参加绿色经济的专家咨询，有了许多直接性的介入……这样的解读，把自己的人生节点与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三次里程碑事件联系在了一起，可以看到他是怎样从世界和中国的学术机遇中脱颖而出的。
回首过去近20年的研究历程，令诸大建感到欣慰的是：初步形成了有自己思考特色、曾经多次与国际同行交流对话的基于对象-主体-过程的可持续发展研究的理论框架，以及支撑这一理论框架的专题研究成果。而这个成果的取得，源于其“读世界书，知中国事，说自己话”的学术原则。
做热可持续发展冷门学科
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同济工作后，诸大建一直从事科技发展和科技政策的教学和研究。从1992年开始，诸大建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更宏观的发展政策和宏观管理研究。回头来看，1994-1995年的墨尔本访学对诸大建研究可持续发展乃至于整个学术道路的转折都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尽管之前下乡务农、当民办中学教师、招工到地质队、上大学学习地质地理、读研究生研究科学史和科技政策、在大学讲授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等20多年的经历，使他有了足够的学养、品质和能力储备，但在具有浓厚地学背景的诸大建看来，这些能量的储备，就如活动在地壳深部的成分复杂的炽热岩浆，从墨尔本访学之后突然找到了一个可以喷涌而出的突破口。
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多次被联合国评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其城市规划、环境管理与公共政策水平在世界享有盛名。当时，诸大建的研究课题是科技政策。为了获取第一手资料，诸大建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和时间，进行实地走访考察。一次，诸大建来到市政府，了解他们的城市发展战略和公共政策等情况。在接待人员和有关资料的介绍中，诸大建第一次听到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听到了墨尔本如何规划建设可持续性导向的城市，听到了可持续发展如何成为城市经济、社会、环境发展战略的思想核心。这让他的心为之激动。诸大建的兴趣和激情由此蒸腾，开始搜集资料，刻苦钻研。回国后就写文章介绍可持续发展理念，并与中国发展的国情背景结合起来，走上了研究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之路。他向时任校长吴启迪建议，同济大学应该在国内率先开展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研究、教学与社会服务，获得吴校长的赞同和支持，也得到了现任学校党委书记、当时担任学校青年教师联谊会会长的周祖翼以及许多现在成为各学科领军学者的中青年教师的呼应和支持。随后学校成立了国内最早的跨学科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出版了《为了上海的明天——上海大都市可持续发展研究》的著作。诸大建说，自己能够超前地致力于这个学科的研究，得益于地学和科技政策的交叉科学背景，也得益于同济开展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潜在学术条件和服务于社会的学校风格：“毕竟，在当时的国内学术界，可持续发展不太为人所知，是名副其实的冷门。”
中国政府在1992年里约会议上承诺实行可持续发展，回来后就启动了国家和省市层面的工作，上海市被列为试点单位。1995年诸大建回国时，正值上海市编制基于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诸大建受邀作为专家参与其中。当时对于如何编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大家均没有经验。诸大建翻出了在墨尔本收集的资料，研究了西雅图、汉城（今首尔）等世界先行城市编制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蓝本。基于“现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如何去那里”的原理，提出了行动计划编制的四个分析，即问题分析、目标分析、领域分析、对策分析，提出了《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编制大纲设想。许多想法和建议得到政府主管部门采纳，诸大建随之成为深度介入这项工作的学者。这个成果完成后，被国内许多专家认为虽然是政府政策文件，但是具有国际视野，符合上海实际，有很高的研究水平。在《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编制中探索形成的编制理念、方法和框架，后来被进一步拓展深化用到了《上海交通白皮书》、《上海能源白皮书》以及《上海循环经济白皮书》等政府重要政策文件研制之中。
引入循环经济新概念
1997年，诸大建作为唯一来自大学的专家，被邀请参加上海市政府可持续发展考察团访问德国等欧洲国家，见证了德国和欧洲国家正在将可持续发展推进到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等领域。回国后于1998年，诸大建马上用最大的激情发表了关于循环经济研究的第一篇论文。
循环经济是继可持续发展概念之后的又一个冷门概念。有科学哲学和方法论视野的诸大建心里明白，随着世界和中国发展越来越多地受到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本的限制，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绿色转型，对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的重视并深入研究是符合发展趋势的。从1998年到2002年，诸大建在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循环经济论文，其中几篇主要论文至今有了超过500条的引用率。2002年，江泽民和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发表讲话强调要发展循环经济。2005年，国家把科学发展观和循环经济列入了第十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2008年，中国出台了具有国际视野又符合中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自此，循环经济的概念从最初的学术研究变成了中国绿色发展的体制行为。在这段期间，诸大建和他的团队先后主持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科学院重大攻关项目的研究，特别是直接参与了全国人大和国家发改委有关循环经济法的政策研究和立法咨询。在国际上，由于对循环经济有独特的专研和中国式的拓展，诸大建先后被邀请到国际生态经济学大会、达沃斯世界资源论坛、欧盟绿色经济大会等重要会议做中国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主旨发言，到世界银行学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东京大学、联合国大学等访问讲学。
诸大建经常对他的学生和研究团队成员说：我们不要去赶时髦，不要去赶热门，而是要甘于做冷门，要善于把冷门做成热门。现在被称为冷门学科的热门教授的诸大建这样介绍他的经验：“要看得早，但不能太早，太早了是要死掉的。要领先，但不要领先太多，就如跑步，你跑前头，如果跑得太快了，后面的人跟不上了，看不见了，就不知道你跑到哪里去了，也就热不起来了。要领先，但要保持节奏，后面跟上来了，你再进一步。”当然，做冷门，就要耐得住寂寞，要有拓荒的精神，要有面对质疑的勇气，更要有看得准的眼力和啃得动的实力。诸大建在研究循环经济的过程中，系统地研读了上个世纪以来有关生态经济学、产业生态学、宏观环境经济学以及增长经济学方面最新进展的文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支持下，组织出版了一套11本世界一流专家的绿色经济前沿译丛。
提出中国发展“C模式”
诸大建对学术界和决策层有影响的另一个研究成果是中国发展C模式，这是他于2002-2004年参加国家中长期科技战略咨询研究的时候酝酿形成的。诸大建说：“可持续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理念，但是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和实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该是有差异的。将可持续发展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导致了中国发展C模式的思想。”C模式的要点是：中国应该在不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生态足迹甚至世界人均生态足迹的条件下，提高中国的人均经济社会水平。诸大建认为，中国人口占世界20%，需要用3个20%衡量中国是否实现可持续性导向的现代化。一是在经济上，GDP总量占世界的20%，现在只有10%左右；二是在社会上，占世界20%的人口达到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8的水平，现在是0.75左右；三是在资源环境上，中国的生态足迹包括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等不超过20%，现在是低于世界平均。
提出中国发展C模式，一方面是要区别于传统以“高资源开采、高物质消耗、高污染排放”为特征的经济社会发展，即区别于传统发展A模式；另一方面，也要防止对中国发展提出过高的要求，在经济社会水平还很低的时候就大幅度降低资源环境消耗，即区别于西方学者提出的绿色发展B模式。诸大建解释说，“提
出这个C模式，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提出的B模式的启发，但是要与其进行区别。”布朗是美国有影响的老资格的绿色经济学者，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研究可持续发展。2002年他出版《B模式》一书，强调全球需要告别传统发展A模式，走向绿色发展B模式，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的绝对
脱钩。诸大建则认为，B模式的提出有积极意义，也值得中国借鉴，但其中的缺陷，是没有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区分开来。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的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消耗相对脱钩为特点的的C模式。
诸大建举例说，布朗在2010年修订再版的《B模式4.0》中建议，中国应该停止建设所有燃煤发电厂，恐怕就不是一个当前可行的建议。因为，发达国家已经发育成熟，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因此需要在物质消耗上大幅度“减肥”；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基本需要尚没得到满足，因此仍需要有一定的资源环境消耗扩张。诸大建分析说，布朗的《B模式》中引用了美国著名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的观点，但是一条很重要的观点却没有纳入其中。赫尔曼·戴利提出，减少物质规模扩张首先应该针对北方发达国家，而对南方发展中国家，关键是在经济增长中注意可持续性。可喜的是，诸大建的观点得到了布朗的认同。2010年《B模式4.0》出版中文版，诸大建被邀请作序，诸大建特地谈了传统发展A模式、西方发展B模式、中国发展C模式的区别。两人均认同，B模式和C模式的共同目标是要防止走上传统发展A模式的道路。今年6月16-22日，诸大建应联合国环境署和国际生态经济学会的邀请，参加里约+20有关金砖国家和绿色经济的研讨会，进一步用“甜甜圈”的理论说明了，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等是共同的原理，但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有不同的战略。
在研究中国发展C模式中，诸大建强调的一个观点是，在当前发展新能源热中，不能忘记中国眼下仍是以煤炭等化石能源为主的基本国情。诸大建说：“现在有一个误解，将低碳经济等同于新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其实根据中国的能源状况和技术能力，新能源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战略。目前，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更高效率地用好化石能源即传统能源上。”比如建筑领域，如果用好现有的技术，就可以使能耗降低80%，比所谓的新能源效果好很多；比如汽车，新能源是一条路，提高燃油汽车的效率也是一条路。诸大建认为，中国的低碳能源战略需要有三步走的系统思考。近期到2020年，战略重点应该是致力于传统能源的能效提高；中期到2030年，应该用天然气和适度的核电发展作为过渡；远期从2030-2050年才是太阳能、风能、生物能等低碳能源起主导作用的时代。作为一名学者，诸大建深知理论若不与实践紧密结合，是没有生命力的。他的研究是超前的，但他努力把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的研究融入到当前的社会经济发展之中。除了研究之外，他曾给中央政治局集中学习讲解世界可持续发展新趋势新理念，给中央党校和浦东干部学院的高级干部授课，到众多政府部门、企业、高等学府演讲，在报纸杂志上撰写文章，在电视栏目中进行宣讲。许多人认为，诸大建不仅学术上很专业，有创新的思想，而且对政府政策很了解，谈问题能够谈到要害。
阐释“可持续性大学”内涵
诸大建认识到，可持续性社会的建设很大程度上依赖教育事业的转型发展。最近几年，他一直在研究和倡导“可持续性大学”的概念。2007年和2010年，他两次应学校领导要求，在学校中心组学习会议上讲了可持续性大学的概念和世界发展趋势，得到了学校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他介绍说，2000年荷兰学者汉斯·冯·威能（Hans van Weenen）在《国际高等教育可持续性杂志》发表论文，正式提出“可持续性大学”（Sustainable University/Sustainability-oriented University）概念。从那时起，出现了两个方面的进步：一方面，学术界有愈来愈多的人发表了有关支持和深化可持续性大学研究的论文；另一方面，许多大学把可持续性导向的大学看作是大学转型的新目标。诸大建认为，大学在社会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中也正在经历重要变革。他同意一些学者的看法，大学的变革经历了四个阶段：传统的教学型大学，如英国剑桥大学；现代的研究型大学，如德国洪堡大学；当代的创业型大学，如美国麻
省理工学院；崛起中的可持续性大学，如美国的康奈尔大学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等。
诸大建提出，建设可持续性大学，就是要用可持续发展思想理念统筹大学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校园建设等方面。就教学而言，传统的大学在教学上是强调学科分类、知识导向的，可持续性大学则强调学科的整合和知识人才的道德负荷。就科研而言，传统的大学在研究上是强调理论导向的，可持续性大学则强调问题导向，因此需要从波尔型的纯理论研究，转向从实践中的理论问题出发的巴斯德型研究。就社会服务而言，传统的大学不太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可持续性大学则认为服务社会发展是大学的重要责任和存在价值，强调服务社会要有系统集成性的解决方案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就校园建设而言，传统的大学基本不考虑校园运行的生态效果和效率，或者偶有一些象征性的校园建设项目的绿色化，可持续性大学则强调建设系统意义的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大学校园。
诸大建一直在跟踪研究国际上被视为标杆的一些可持续性大学的进展，也支持自己的博士生开展这方面的研究。他特别提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围绕可持续性大学开展的一系列动向。从战略上看，康奈尔的可持续性转型起始于2010年，目标不仅要成为美国的可持续性大学，而且要成为世界的可持续性大学和可持续性发展的活的实验室。它制定了有长期视角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2010-2015），配套有专项的校园气候变化行动计划（到2050年）。从布局上看，康奈尔的战略计划强调经济、社会与环境的三位一体；领域包括了研究、教学、社会服务、校园管理；在研究上，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把55个系科的250个教师组织起来进行跨学科的研究；在服务上，把为地方提供可持续性服务看作重要任务。从参与上看，康奈尔的战略计划覆盖了校内外尽可能多的利益相关者。在校内，有载体如康奈尔可持续性发展论坛（2010）、可持续性交流系统（包括网站、媒体战略、年度奖、校园日等）；在国内，是美国大学可持续性联盟的主导者；在国际上，参加了联合国有关委员会。
在研究国内外案例的基础上，诸大建提出过一个可持续性大学的三维模型或POS模型，目前还在发展完善之中。所谓可持续性大学的POS模型，是指大学面向可持续发展的转型涉及过程维度（如规划、项目、实施、评估等）、对象维度（校园、服务、教学与研究等）、主体维度（利益相关者如领军者、决策者、校内外相关者等）三个方面。因此，建设可持续性导向的大学需要三个方面的升华。诸大建说，同济大学从2010年开始的面向可持续性大学的战略转型就是这样展开的。在过程领域，同济正在超越简单的项目建设，通过制定五年期的可持续性大学战略规划和每年的行动计划进行实施，并且要进一步建立可持续性大学的评估体系和发表可持续性大学的评估报告。在对象领域，同济把可持续发展行动从以往的绿色校园建设扩展到了教学和科研的主流领域，建立了可持续性科学高等研究院，开设全校型的可持续性发展通识课程。在主体领域，同济确立了校内校外两个维度的可持续性大学利益相关者战略，在校内，少数领先者和领导者的知识拓展到了全校相关院系的共同行动，例如经济与管理学院确立了培养面向可持续发展管理人才的发展愿景；在校外，则与政府、企业、社会以及其他高校建立了可持续发展导向的合作关系。
目前，诸大建正在进一步开展以对象—主体-过程为内容的、具有学科交叉集成创新意义的可持续性科学的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希望能够在国内外学术交流中，讲出中国版有系统性的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把我们有新意义的概念、方法和事例，用国际上可以接受的语言传输出去。例如，对于可持续发展研究对象中的经济、社会、环境三者关系，强调中国的研究和政策强调的不是三者并列的弱可持续性思想，而是强调资源环境包含经济社会的强可持续性，这样的思想体现在耕地控制、能源规模、水资源利用等政策上；又如，对于可持续发展的参与主体，中国强调了政府作用、市场机制和社会参与的结合，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治理问题；再如，中国提出的循环经济不是德国和日本的垃圾经济，是强调经济源头对资源环境消耗的减少和多次使用，已经成为中国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内容；等等。
（作者:王伯英 选自《同济人》第3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