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片断回忆
发布时间：12-30-13
一、翟立林先生与同济经管学院
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翟立林教授随李国豪校长首次率团访问联邦德国。回国后，即着手准备工业管理工程专业的专业课程。
翟先生结合同济吸收德国科技文化的传统，在经济学方面开设“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两门课，并邀请德国Becks、Poser和Cremer等教授直接用德语为1977年入学的前几级学生讲课。当时，除了语言上的困难外，还有政治上的风险和压力。“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开课不久后就有学生告到校党委，说老外教的内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翟先生和Becks等教授很不以为然，翟先生坚持请他们上课。Becks等教授说，“马克思是我们德国人，他用德文写的《资本论》原版我们都熟读了多遍，还没有你们清楚他的经济思想吗”？
翟先生本人则对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进行了系统研究介绍，于1987年完成《联邦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一书并出版，还使用中德两国文字写了前言。他在书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联邦德国总理艾哈德实行了币制改革，以及对经济过程加以总体调节的所谓‘社会市场经济’的制度。这种制度试图把个人的主动精神同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结合起来，既反对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也避免由国家对经济过程进行集中的管制。在这种制度下，联邦德国出现了被称‘经济奇迹’的经济发展……从这种制度中我们可以学到不少对我们经济改革有用的东西。”20多年来，德国在世界金融和欧债危机中的稳定表现以及中国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都印证了翟先生30年前的判断：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代替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但这又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完全放任（laissez-faire）的自由市场模式。
在经济管理的微观层次上，翟先生早在1981年就率先编译了西方《工程经济学》一书。1984年，黄渝祥等在此基础上重新编著此书，并由同济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工程经济学》在英美等国高校是工程类大学生普及经济分析知识的课程用书，也是工程师了解市场经济的必备书。在我国，此书出版较早，并随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得到不断修订，至2009年共出四版，印近30万册，成为很多高校的经典教科书。
在改革开放之初，由该书引进的“资金的时间价值”等概念也曾被质疑为“否定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但随时间的推移，这些概念已被实践所接受。事实上，早在文革前，虞筱玉等从苏联回来就引进了投资效果的评价方法，所用的定额投资回收期或投资效果系数等指标参数就隐含了西方资金时间价值考虑。前苏联学者在实践中也明白，不考虑资本要素的回报是行不通的，只是为避免意识形态上的麻烦，避讳了折现率等提法。当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也说：“与其学苏联，而不如直接学西方的”。
1986年，黄渝祥又在此基础上专为公共项目评价方法编著了《费用-效益分析》一书，成为当时技术经济专业研究生的重要教材，也是清华等校招收技术经济博士生考试的专业参考书。由于在这方面影响卓著，黄渝祥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计委之邀，参与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的研究。改革开放之初，国内还是用计划价格，按这样的价格计算出的评价指标根本无法用于项目的投资决策。以原油为例，当时的国际市场价格已涨到200多美元一吨，而国内计划价格只有100元人民币。按国内价格计算出的经济指标显示效益很好，但从机会成本角度，并不能反映资源配置的效率。当时课题组参考了世界银行以及Little和Mirrlees等著名学者专为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影子价格（对失真的价格进行纠正）方法，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了经济评价方法，并用投入产出表给出了适用于我国的价格参数，编写了国家法规性的《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一书，在全国推广使用。该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这在软科学方面是不多见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程，国内价格也趋于供求均衡的价格，这套方法也逐步地淡出。留下的是如环境、卫生、教育和公用设施等公共项目的评价和决策问题，这实际上是公共财政支出的领域，在我国还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翟立林先生博学多才，是我们最敬重的前辈。虽然他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专业是工程力学，但精通中国文史，也会德、英和日语。早年曾编过日汉药典，文革期间曾以十年时间主编《德华大词典》。他也懂美学，曾写过很有份量的文章与林徽茵探讨。改革开放之初，德国专家来访，他用德语朗诵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脑》表示欢迎，满座皆惊。
他为人正派，不会奉承拍马，有很强的正义感。解放前夕，不顾身家性命，在家中掩藏地下党员多次。他对贪腐和各种形式主义左倾运动极为反感。文革前，他曾招过一名研究生叫陈谌，在读时因言论不慎受到批判，自杀身亡。当时官方的结论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翟先生对这种说法极为反感，为年轻的生命感到惋惜，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痛心不已。他的另一位研究生李兆瑞，常与翟先生探讨《红楼梦》等著作，也被批判。
翟先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受到更严重的冲击，他被批判是同济修正主义的祖师爷，因为他引进了一些当时苏联的改革思想并赞同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等等。而现在看来，中国的市场经济进程早已远远超越了翟先生那被批判的睿智预见。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他和他的家庭历经折磨。然而翟先生并不消极应对，而是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逆境中与外语学院的老师一起编写了多达二十万条目的《德华大词典》。改革开放后，他又为筹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四处奔波，付出了全部心血。
翟先生看不惯对上奉承的作风。他晚年看报，对当时下属对领导的繁琐称呼十分反感：“以前我们称陈毅就是简单的陈市长，现在陈良宇等出来，非得冠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生怕别人不认识似的。”他也不会搞关系，争什么博士点之类的事。他说，对照条件，不行就不要申请，待自已努力，够条件后即使不申请，人家也会求上来。当然，他这种“书呆子”气在当今社会是吃不开的，因此，也没有多少人说他好。他个人及其家庭也没有得到什么应得的荣誉和利益。但是，对照当今社会的急功近利和浮躁自夸，我们最缺少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虚心踏实的作风。翟先生不仅传授我们知识，他正直不阿的为人也是我们后辈学习的楷模。
二、人才培养与专业设置
理工类院校办经管类专业，早期主要着眼培养懂经济和管理的工程师。同济也不例外，分别设本科的建筑工程管理和工业工程管理，学制为五年，前三年半学工程，后一年半学经济与管理。这种复合培养模式当时并不很成功。由于课程太杂，学生毕业后找不到针对性很强的工作岗位。以建筑工程管理专业为例，前几届的毕业生有三分之一从事结构设计、三分之一从事施工管理、另有三分之一做预算。当然，也有优秀的毕业生成为企业或政府部门的领导，这主要取决于本人的素质，似乎与学校所学的专业知识关系不大。
随着我国不同层次专业学位的培养发展，高级管理人才的培养将逐步地过渡给MBA、EMBA或工程硕士等学位来培养。因为管理素质和技能需要有实践的基础。对同济这样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本科培养商科专业（BBA）可能并不利于优秀学生今后的发展和深造。美国只有少数学校的BBA，如沃顿商学院和Babson 学院等，是比较好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芝加哥、哥伦比亚和布朗等多数名校，在本科阶段不提供商学院的教育。威亷斯、卫斯理等顶尖文理学院，也没有BBA。一般而言，层次越低的大学，BBA的比重越大。特别是那些靠学费吃饭的大学，学生愿意为哪种专业交学费就开什么专业。被市场的商业化逻辑制造出来的这种大路货专业，自然成为低质学生的大本营。
最近，“全美学生参与调查”揭示了一个有讽刺意味的事实：BBA学生在MBA的入学考试中，成绩竟比其他专业的学生都低。如果BBA的学生考MBA居然竞争不过其他专业的学生，读BBA还有什么用？管理人才的培养的规律一般是先“专业”后“管理”。记得80年代中，国内争相开设管理工程、系统工程、工商管理和运筹学等本科专业，因为国家强调管理的重要性，高校也因为办这类专业投资相对少、便于达到扩招的指标。
借一次赴日本交流之便，我请教了时任日本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国际知名管理学大师近藤次郎先生。谈及这个问题，他用毛笔在纸上写了“一专多能”四个大字，并解释说，本科首先要描准一个“专”，如理、工、农、医等等有其独有的基本理论和技能的学科，然后配以管理、系统分析和定量分析的能力，这些能力是为前面的那个“专”服务的。不能没有“专”只有“能”，也不能先有“能”后有“专”。譬如说，学工程项目管理，你得先有工程专业的基础才行。
土木工程项目管理和机械工程的项目管理，有共性，但差异很大。得先学土木或学机械工程，最好有一定的工作经历再学项目管理。抽象的项目管理是不存在的。至于运筹学和系统分析等是方法和技能，不能看作是独立的专业。把这些当作专业来学，还不如学应用数学专业，而这样的专门人才不需要很多。近藤先生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清华从没在本科招收过工商管理类专业，他们的工程项目管理专业硕士也分别放在土木系和机械系。同济从今年开始不再招工商管理的本科，这是对的。
我校是第二批获准试点招收MBA的高校，于1993年开始招生。第一批是财经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如上海的财大和复旦。工科院校的管理科学和工程管理与MBA有一定的差别，如MBA主流课程中的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管理、财务会计和战略管理等实力相对较弱而且不太被重视。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MBA的需求增长很快，同时也提供了学校创收渠道。因此各校都争相申办。国家为控制培养质量，推出了联考和名额的控制。为突破名额的限制，除在上海招生外，我院还先后在深圳、苏州、青岛、烟台、宁波和南京设点。MBA、EMBA、MPA、EDP和工程管理等硕士学位专业的已逐步地成为经管学院的主要的教学工作组成部份。
管理，特别是工商管理的人才培养不同于其他理工专业，实践性、互动性强。学生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的历练，才能消化吸纳所学知识并获得收益。
三、对外交流与国际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同志力促1977年恢复高考，同时于1978年公派人员去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科学。我国当时规定公派人员需年龄在40岁以下，文革前大学毕业，并且英语通过全国范围内的选拔考试。同济大学经济管理领域先后派出了黄渝祥、沈荣芳和丁士昭去加拿大、联邦德国做为期两年的访问学者。丁士昭后又通过短期深造获联邦德国博士学位。此后我校又先后派出了张庆洪、魏嶷、吴德玲和叶弟豪等年轻一代在读研究生去德国学习并完成硕士论文。
从1978到1983这五年间，陈炳权、林知炎等在翟立林和江景波老师的带领下，坚守岗位承担了繁重的教学任务，同时也支持了出国进修老师的培训和出访。随着第一批出国进修的老师的归国，教师出国进修日渐常态化，并以短期交流为主。如葛震明去比利时，林知炎去日本等，都引进一些合作的项目。
1987年，同济经管学院开始开展中外学生交流项目。例如，联邦德国的欧州商学院（EBS）就曾先后派出近20名学生来我院学习交流，作为对等，我院也派出尤建新、周飞宝和叶明海等青年教师赴欧洲商学院进修学习。双方不收学费，对方来华食宿自理，我方派出人员由对方提供食宿。
这些首批来华的德国学生英语流利，商务专业知识水平很高，我们很少有这方面的教师能为他们上课。为此，我们一度邀请上海财经大学的汤云为（后任财大校长）等为他们上中外会计比较等课，受到欢迎。另外，黄渝祥亦组织这些德国留学生到北京，聆听国家计委和外经贸部的同志对中国经济情况和涉外经济政策的介绍。其间黄渝祥亲自充当翻译，受到德国留学生的赞许和好评。90年代以后，我院与法国的汉斯商学院也进行了类似条件的学生交流互访活动。
1998年前后，法国桥路大学委派资深教授Edmond Lisle夫妇来访，先是由黄渝祥和陶小马接待，与他们谈合作事宜。考虑到对方没有像中欧商学院和安泰集团那样的出资意向，我们开始并不热心。经过Lisle教授的努力动员，包括桥路大学在内的法国11所高等技术学校最终组成巴黎高科技大学校集团，与同济大学共同创办了“同济—巴黎工程和管理学院”（IFCIM）。这十一所学校是法国最顶级的工程技术学校，国际上很多知名学者（包括居里夫人、法拉弟、莫里斯·阿莱斯等）曾在此工作。其中，法国桥路大学（ENPC）已有260年历史，我们所熟知的“消费者剩余”理论的提出者Dupuit正是该校的教授。与这些学校的合作是同济大学求之不得的。
吴启迪校长当即于1998年11月18日与对方签署了IFCIM的协议和章程，并于次年11月2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中方董事会成员除吴校长和黄渝祥外，还有市人事局、建工集团、上海石化、上海地铁和建行上海分行的负责人，法方有法国电力、巴黎高等化学学校校长、桥路大学校长、法国驻上海总领事以及阿尔斯通、米其林、法国航空、苏伊士-里昂水务等大公司老总。吴校长因病没有出席第一次董事会由黄渝祥代表，并委托巴黎高等化学学校校长D.Olivier女士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IFCIM的章程，任命郑时龄院士为第一任IFCIM的院长，聘请黄鼎业等担任财务方面的负责人。会议决定启动第一个项目是同济经管学院与ENPC属下的商学院合办MBA，这就是SIMBA项目。
在2000年5月的第二届董事会上批准任命陈伟忠为SIMBA为项目执行主任，任命Chalom Schirman为国际主任。该项目于2000年6月获教育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批准。在双方都没有初始投入的情况下，依靠中法双方董事企业的生源保证，在经管学院大力支持以及陈伟忠、陈松和Schirman等努力下，实行中外双教授（Co-Faculty）的授课模式。SIMBA项目在《金融时报》的MBA项目世界排名中多次名列前50名，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目前，中法学院的日常运作的财务来源主要还是SIMBA的收入。但相对来说，SIMBA的合作方ENPC在土木工程方面很强，但挂在其下相对独立的商学院很弱，影响了SIMBA项目的发展前景。
以上是IFCIM（同济中法学院）的大致由来，这里有必要提一下Edmond Lisle教授的贡献。当时年逾七十的Lisle 教授，为中法学校的合作事宜，不辞辛苦在中、法之间奔波往返数十次。具有英法两国血统的他英语法语都极为流利，而其夫人黄平女士是华裔，亦精通中、法、英三种语言。由是我们的沟通交流非常容易。Lisle曾任法国国家研究院的高官，在国内备受各界人士尊崇，这也是他能够说服法国巴黎高科技大学校集团与同济合作成立IFCIM的原因。Lisle教授还曾应我方要求，邀请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斯来同济访问，无奈因年龄关系最终没有成行。为此，阿莱斯受Lisle教授嘱托，特意为为同济学生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后吴校长访问法国，Lisle教授亦安排阿莱斯与其见面。Lisle教授为人勤奋谦虚、平易近人，他甘愿奉献却不图回报的态度令人印象深刻。为表彰他对中法合作交流做出的杰出贡献，上海市曾授予他白玉兰纪念奖。
时任同济外事处副处长的张文洁老师也为IFCIM的建立和运作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为了能够使IFCIM的中方董事与法方对等，她不辞辛劳地邀请上海一些大型企业的老总并与同济大学校领导共同登门拜访。这为IFCIM，特别是SIMBA的起动奠定了基础。
作者：黄渝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