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张玉臣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国际专利申请排名，让人们再次领略到了深圳的科技创新实力。2014年上半年，深圳PCT国际专利申请量（3725件）占全国的44.6%。2013年国际专利申请件数排行中，有4家中国公司跻身PCT国际专利申请前50名，都是诞生于深圳的本土企业：中兴通讯、华为技术、华星光电和腾讯。《福布斯》中国大陆创新城市排行榜以更综合的指标进行考量，深圳自2012年已连续三年位居榜首。对比深圳与上海两个城市在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上的表现，我们难免有些困惑。在高校、专业科研机构数量和水平，跨国公司研发中心、国际化人才等国际创新资源，大企业研发实力和基础等多方面，深圳与上海都存在很大差距，为什么其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上取得如此出色成绩？从管理学的视角考察，绩效差距主要来自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显然，上海的优势科技创新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和发挥；或者说，上海的科技创新还存在瓶颈。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吉姆·柯林斯在其著作《从优秀到卓越》中提出了一个有趣论断：因为优秀，所以难以卓越；其涵义是：有些组织由于资源禀赋过于优秀，反而抑制其发展成为卓越组织。借助这个理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对上海和深圳在科技创新上的表现有更全面的认识，也能够使我们更为清晰地找到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上的瓶颈制约。

        一、深圳取得骄人创新业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探究深圳在科技创新能力建设上取得显著成绩的原因，有人感性地说：深圳的创新是逼出来；有人理性地认为，深圳赢在机制。与国际著名科技创新中心相比，深圳的创新业绩还算不上卓越。但对深圳科技创新的经验和机制进行解剖，吉姆·柯林斯的卓越理论能给我们一些有益启示。通过比较研究，吉姆·柯林斯揭示了一个组织突破“优秀瓶颈”、跃升到卓越状态的四个关键因素。依据笔者多次到深圳调研的体会，借鉴吉姆·柯林斯的研究成果，可以把深圳在科技创新上的成功做法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选择了自主创新的发展战略，就矢志不移、心无旁骛地坚决执行。其实，说“深圳的创新是逼出来”不无道理，华为的经历实际上是深圳大多数代工企业的缩影。笔者曾求教过一位长期任职于深圳科技系统的领导干部：深圳是如何走上自主创新之路？他回答了两个非常朴实的原因：一是深圳的企业都尝过技术受制于人的“痛”，二是深圳的一批技术“官僚”深知“科技能够创造价值”的朴素道理。为什么深圳的创新战略能够坚持下来？因为深圳除了这条路，别无选择。正是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才出现了“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的悲壮。

        第二，积极创造条件，为真正想创新、能创新的多元主体创造良好条件。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两个例子能够贴切地说明深圳市政府对创新者的态度。当时的华大基因一路南下不是“衣锦还乡”，而且他们搞的是不知何时开花的“基础科学”；光启研究院准备落户深圳时，26岁的刘若鹏带着几个年龄相仿的伙伴，手里拿着的只是“实验室成果”。积极推进这两个项目落户的深圳官员说，支持他们只有一个理由，就是他们“真正想创新、能创新”。如何做出这种判断呢？主要看三个方面：一是已有的成绩证明他们处在这个领域的前沿，具有干好的能力；二是他们真干，突出表现就是敢于投入自己的资源，有“破釜沉舟”的勇气；三是他们都有符合科学规律、经济规律的大逻辑。基于这些，深圳不仅“收留”了他们，还创新地将他们设立为“民办非企业科研机构”。

        第三，政府做好“引导者、守夜人”角色，持续优化城市综合创新生态。要创新需要人才，要创新需要生态。可以说，深圳市政府在构建创新生态上不余遗力。在非议中坚决创办“深圳大学城”,从早期的30几个大学入住到最后不足10家，在动态发展和竞争淘汰中留下了“中坚”。以深圳与清华大学的合作为例，从初期合作建设的清华深圳研究院，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再到刚成立的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这种化茧为蝶的变化反映出深圳市政府的执着，也折射出深圳市创新生态的持续优化过程。

        二、上海在建设科技创新中心上存在哪些问题？

        不论是提出建设“国际化研发中心、知识生产中心”目标，还是确立“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上海都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在科技创新资源上的优势国内领先，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的成就毋庸置疑。然而，今天的上海更需要的是理性反思存在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上海科技创新资源的优势并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同样，我们也可以借用吉姆·柯林斯的理论解释上海尚未卓越的原因。为什么拥有更多优势资源的优秀组织难以卓越呢？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拥有较多优势资源的组织可以有更多选择或诱惑，难以心无旁骛地做一件事；二是优势组织容易恃势而骄，在竞争中产生轻敌心态，看不到别人的长处和成绩；三是优秀组织难以像劣势组织那样珍惜机遇，难以为把握机遇进行感性探索和冒险创新。反思上海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表现，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战略执行上的摇摆和迟疑。创新驱动、科技兴市等都是上海既定的战略抉择，而且有些已经写入立法机构的决定。然而，在建设国际化研发中心等战略执行上，上海一直存在摇摆和迟疑。造成摇摆和迟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具体发展目标上有多种选择，即需要确定到底建设什么样的国际化研发中心？是以原始创新为基本定位，还是以应用技术为主要追求？二是在发展模式上有多条路径，即需要明晰以什么样的模式建设国际化研发中心？是以引进外资研发中心为抓手，还是以建设本土企业技术能力为核心？正是由于上海具有相对丰富的资源环境，有多种路径可以选择，导致在上述问题上颇费周折，进而在战略执行上不够坚定、执着。

        第二，危机意识不足、紧迫感不够。虽然全市上下都认同“创新驱动发展、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是上海面对未来的必然选择，但有些机构或部门在执行这一战略中的危机感不足，紧迫感不够。2006年国家颁布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之时，很多地方把提升本土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视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根本举措，有人批评上海对外技术依存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当时，有人建议上海要利用大型企业技术中心建设形成的良好基础，加大支持本土企业引进高层次人才，加快按照产业创新链布局资源，推动科技创新从跟踪模仿为主向自主自立转变。然而，这些批评和建议都没有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如上海高新技术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费用占引进费用的比例多年都在0.5左右徘徊，远远低于国际公认的要获得必要技术能力必须达到的3-5水平，更低于日韩等国的5-7水平。说明上海有些企业在技术学习上仍然没有下真功夫，相关管理部门也没有将其视为重要问题。

        第三，感性探索和冒险精神不足。由于上海的资源优势造就了社会、企业乃至个人相对丰富的发展机遇，也由于上海经历了相对良好的现代文明熏陶，导致上海社会更多倾向于法制、制度、规范和秩序。讲规则当然是好事，但与具有天然偶然性的创新碰在一起，难以出现矛盾的困境。深圳可以为华大基因、光启研究院设置一个“民办非企业研究机构”，而制度更为规范、系统更为庞大的上海却难以做出这样的“创新”。笔者几年前曾经调查过上海一家从事风力发电机研制的民营企业，投入5亿多自有资金进行新技术研发，也取得了业界认可的技术进展；在资金紧张情况下寻求政府支持，但由于市里相关规定一直未能如愿，丧失了创新及发展机遇。其实，创新不仅会引致很多人们预想不到的变化，创新对政策的需求也会有很多“意外”。在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国内高水平人才竞争越来越激烈的背景下，上海需要越来越多的体制活力和制度弹性。

        三、以改革突破上海科技创新上的瓶颈制约？

        审视上海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存在的问题，基本都是“拥有优势资源的大型组织”要面对的共性问题。之所以卓越的组织总是少数，就因为多数组织未能跨越“优秀的瓶颈”。吉姆·柯林斯概括了组织实现从优秀到卓越跨越的四个关键因素，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卓越组织的管理体制构架，对“用什么人”、“怎样用人”等核心问题给出了答案。韩正书记指出：上海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关键要解决体制机制问题。“所有问题，核心是体制机制”；“体制机制最难突破，也最关键”。借鉴吉姆·柯林斯的研究成果，结合上海在科技创新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应该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改革。

        第一，更新“创新”管理理念，坚持“先人后事”原则。有人请教韩国三星集团董事长如何制定科技战略？其回答说：我不做战略。只做两件事：一是尽可能把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聚集到三星，二是让他们愉快地工作。吉姆·柯林斯发现，卓越组织都奉行“先人后事”原则，即先找到合适的、训练有素的人，然后由他们决定活动的内容和方向。按照这样的管理理念和原则，上海在谋划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上，不要先验地确定到底要建设什么样的科技创新中心。其实，绝大多数科技创新的结果是不可预设的。在多元技术交融、泛在的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在创新过程中不断探索，切实把握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机遇，而不要纠结于创新的结果。马云创立的阿里巴巴最初就是一个“网上集贸市场”，在其持续运作过程衍生出了网络支付、大数据平台、网络银行，可能还会有衍生出很多我们至今还看不清的东西。关于基础科学与应用研究的界限，20世纪90年代美国曾经发生过一场大论战，争辩后社会各界达成的普遍共识是：基础研究必然丰富和推动应用，很多应用研究也会引致基础科学成果；两者在理论上可以区分，但在绝大多数实践中难以分割。审视现在的科技创新中心，很难说硅谷就是应用技术中心，因为那里诞生了无数基础科学知识；我们也很难说波士顿就是科学中心，因为电脑等技术都诞生于这里。创新是高度复杂的事业，其最好的管理方式就是简单，让懂创新的人自己去创新；预设应用技术导向，还是基础科学为主，无形中会限制创新的方向和类型，破坏创新本该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第二，改变“研发”管理方式，让创新群体在“责任的框架内享受自由”。其实，科技管理的经典方式就是“科学共同体自治”。美国提出需求导向研究源于两个背景：一是国防等领域的确有很多明确的技术需求，二是有些科学家的自由探索成果无用。但创新发展的实践证明，绝大多数情况下依赖少数科学家对技术需求进行认定是困难的，不仅会扼杀很多潜在、幼稚的科学技术幼苗，更会伤害创新的多样性。科学家群体自治虽然不是科技创新的全部，但却是科技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神圣领地。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采用科学家自治管理方式，不仅培养了富有科学精神的优秀研究人才，取得了世界公认的基础研究成果，还有很多一流成果实现了产业化。上海需要，也有条件在若干科学家群体中探索自治管理，使其在“责任的框架内享受自由”。持续支持优秀的科学家群体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和领域，通过严格的国际同行评议评价其成果。我们相信，优秀的科学家团队一定追求卓越的成果，卓越的科技成果一定会有力支撑上海的科技中心建设。同时，自治、国际同行评议也是规避少数学术群体“灯下黑”、搞“自娱自乐”研究的有效方式。

        第三，优化“科技”管理政策，让所有企业、创业者享受公平政策。上海具有很多大企业，其在上海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大企业，特别是大型国有企业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在创新上的“挤压”效应不容忽视。在政府科研经费分配上，“貌似公平”的政策条文实际执行中是大企业优先、国有企业优先。一份刚刚完成的对孵化器及“众创空间”中创客及创业企业的调查报告表明：获得政府科研经费支持困难，被很多上海创业企业列为重要发展制约。创新的不确定性不仅是结果的不可预设，谁能获得成功同样不可预设；因而，对“所有想创新、能创新的人”提供一视同仁的支持，应该是我们的政策基点。同时，针对上海商务成本较高的现状，政府应该研究制定针对创业者，特别是普通青年创业者给予更大力度支持的政策。

原文链接：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5-05/20/content_95597.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