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架构折射出的是，在继续推进海洋战略的同时，以重建陆上丝路为切入点，实现亚欧经济体的全面深度融合。这将促使经济和城市发展由港口导向转为高铁导向，搭起沿线城市新一轮规划建设框架，促进亚欧内陆地区经济和城市的崛起。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和新经济地理、新贸易理论，经济地理的革命性变化会对区域经济和城市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我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就是引发世界范围内经济地理巨大变化的实践，必将在构建国际区域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同时，重塑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格局。

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经济增长和城市繁荣在地理空间分布上是不平衡的，密度(Density)、距离(Distance)和分割(Division)是导致区域经济发展、城市繁荣或衰落的“3D黄金法则”。这也是新经济地理和新贸易理论的主要观点。这里的“密度”指每单位土地面积的经济总量，反映经济的集中程度或经济活动强度、经济产出、全部购买力。“距离”包括经济距离和地理距离，指商品、服务、劳务、资本、信息和观念在地区之间流动的难易程度或成本。“分割”指对商品、服务、资本和知识跨城、跨国流通的限制性因素，包括国界、行政边界、对内外开放度、贸易保护、资本流动管制、移民的限制等。世界城市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国内与国际城市之间距离缩短、减少分割、提高密度的过程。缩短距离，是为了鼓励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集聚。为此要建设便利和快速的公路、铁路、航空、内河运输、信息网络等硬性基础设施，以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通信成本，形成高效的贸易网络，同时还须减少或破除文化、语言、政策等方面的障碍，从而缩短资本、货物、服务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无形距离”。减少或消除各种分割要求，缩减国家经济边界，融入世界市场，促进资本、人口等要素的流动，以实现生产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无疑，提高密度才能使城市由小变大，提高要素集聚的效率。“丝路经济带”建设，大有利于缩短亚欧国家之间的距离、减少亚欧国家之间的分割，加快经济要素的流动和集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将重塑世界经济和城市发展的格局。

基于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和工具的限制，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是大陆文明。这种文明一般产生在大河流域，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较少依赖对外贸易，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也大多诞生在内陆地区。如古埃及(尼罗河)、古巴比伦(两河流域)和古代中国(黄河流域)就是典型的例子。中国西汉时期，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出现了长安(今西安)、洛阳等许多内陆大都市。为了联合西域各国共同抗击匈奴，汉武帝派遣张骞打通了前往西域的南北两条通路，后来发展成以长安为起点，联结欧、亚、非大陆的陆上古丝绸之路。依靠骆驼和马匹等运输工具，古代的陆上丝路不仅促进了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而且促进了沿路地区大量驿站和城镇的兴起。到盛唐时期，我国天山南北出现了安西四镇等重要商业城镇，长安和巴格达成了当时陆上丝路两端最重要的世界性大都市。据考证，汉代长安城规模是古罗马城的3倍；唐代长安城是汉代长安城的2.54倍，明代南京城的2.03倍，明清北京城的1.45倍，古罗马城的6.39倍，拜占庭的7.29倍、巴格达的2.87倍。

唐中期以后，造船、罗盘、火炮等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为大规模远洋航行和贸易创造了条件。尤其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崛起并阻塞了陆上丝路后，中国和西欧国家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与海上航运相比，通过陆上丝路进行远程贸易，存在运量小、时间长、成本高、安全性低等局限。至明永乐之后，陆上丝路就彻底衰落了。伴随而来的是沿线内陆城市的渐次式微、衰败甚至消失，如我国的楼兰、伊拉克的哈特拉等。各国经济重心不断向沿海转移，并带来了港口城市的繁荣与发展。宋元时期，我国的广州、扬州、泉州等已成了对外贸易的大商埠，印尼的三佛齐(今苏门答腊)、印度的故临(今奎隆)、波斯湾地区的尸罗夫(已毁于地震)、吉什姆岛、亚丁等也因作为海上丝路的贸易中转站而得以繁荣。到了近现代，万吨巨轮的出现适应了发展大规模传统加工贸易的要求，又使沿海港口城市不断兴起。

进入21世纪以来，各领域的科学技术都取得了巨大突破，新材料、新能源的使用大大减少了生产过程物质的消耗及其对运输的需求，高铁、高速公路、现代通信技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则有利于提高各国经贸交流的效率，降低其成本，为促进亚欧内陆欠发达国家经济和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极好的机遇。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倡议建设“一带一路”，就是要赋予古丝绸之路新的历史使命，将中西经贸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发展成为基础设施、制度规章、人员交流三位一体，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齐头并进的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联通。“一带一路”架构折射出的是，在继续推进海洋战略的同时，以重建陆上丝路为切入点，打通亚欧大陆的地缘隔阂，实现亚欧经济体的全面深度融合。这将促使经济和城市发展由港口导向转为高铁导向，从而彻底改变世界经济地理版图，搭起沿线城市新一轮规划建设的框架，进而促进亚欧内陆地区经济和城市的崛起。

(作者系同济大学财经研究所研究员、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

转自上海证券报：https://paper.cnstock.com/html/2016-12/24/content_76071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