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凌宇、王效俐
《管理学报》 2020年03期 第422-430页
推荐理由
如何解决患者“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所关注的重点。本项研究在新医改政策的指导下，充分考虑患者自身选择行为因素，构建受医疗服务质量和价格偏好影响的患者时变效用函数，建立由患者，医疗机构和政府组成的医疗服务供应链，针对患者偏好的多样性和医疗服务等待的时效性特点，分析和比较分散自主决策，合作决策和集中决策下医疗服务定价和供应链整体协调策略，并设计相应的医疗服务供应链契约，为医疗体制改革提供有效的管理依据。
作者简介
高凌宇：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是服务供应链管理
王效俐：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社会经济系统工程、服务供应链管理、公共绩效管理。
关键词
患者选择行为；定价策略；医改政策；供应链协调
内容简介
患者等待时间过长，医疗服务价格混乱是目前我国医疗服务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而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就诊时间的延误会使得患者病情加重，威胁患者生命。为此，政府将通过调控医疗服务价格来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十九大报告提出深化医药卫生服务价格体制改革，实行新医改政策，实施全民健康战略。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医疗服务定价机制和医药卫生体制的改革进行了研究探讨。然而，对医疗服务价格的研究集中于定价理论模型的探讨，缺乏对患者行为因素和医疗机构联动关系的研究。而医疗服务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患者，所以在定价时要充分考虑到患者行为，才能体现医疗服务的价值。
本项研究建立了由患者、医疗机构和政府组成的医疗服务供应链，构建了受医疗服务质量和价格影响的患者时变效用函数，讨论了不同患者偏好和等待时间下的医疗机构最优定价和供应链协调策略。研究表明：分散决策下不考虑患者等待转诊行为，医疗机构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的定价策略，并不能提高患者就诊量和医疗机构收益。考虑患者转诊和等待时间的医疗机构合作决策，可以减少患者等待时间，但分流作用并不明显，患者效用也未能提高。且由于转诊的时间成本以及对不同医疗机构的服务质量认知依然存在差异，无法实现整个医疗服务供应链的效用最优化。相比于分散决策，政府主导的医联体集中决策，可以在提高患者效用的同时达到供应链的协调，并进一步设计了医疗“成本分担+收益共享”契约，在保证医疗机构合作水平的同时，实现医疗服务供应链的帕累托改进，达到供应链协调。
研究对医疗体制改革的管理启示：政府应大力推广医疗联合体制度，努力提高医疗服务质量，达到医联体内的同质化服务，提高患者对医疗服务质量认知，合理引导就医，满足患者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提高患者满意度的同时达到整体医疗服务供应链最优化，才能解决当前患者等待时间过长和医疗价格混乱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