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11日至12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指出，要抓住一切有利时机，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努力以自身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形势变化的不确定性。当前，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是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2022年，我国的数据产量达8.1ZB，同比增长22.7%，在全球占比达10.5%，位居世界第二。截至2022年底，我国数据存储量达724.5EB，同比增长21.1%，在全球占比达14.4%。国际数据公司（IDC）预计，2025年中国拥有的数据量将增长至48.6ZB，占全球的27.8%，这一数字远高于美国的17.5%。同时，至2022年，全国一体化政务数据共享枢纽发布各类数据资源1.5万类，累计支撑共享调用超过5000亿次。我国现已有208个省市的地方政府上线政府数据开放平台。2022年，我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地区推进数据管理机制创新，探索数据流通交易和开发利用模式，促进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和城市运行“一网统管”协同格局下，目前城市服务已初步完成以“数据要素重组城市要素、数据治理重塑城市治理”为核心的跃变过程。

数据成为生产要素

21世纪以来，数字经济蓬勃兴起，已然成为国民经济的关键部分。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要素，数据在催生新型产业、创新业态和商业模式等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数据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已被写进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市场主体将被进一步引导向更先进的生产力聚集。

自工业革命以来，创新和效率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改善人类生活的重要动力。现在，全球正迎来新一轮的创新红利期，新兴技术将成为经济发展引擎之一。信息技术对社会、经济和生活将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与此同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0‰，下降0.94个千分点。同时，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1268万，比重上升0.9个百分点，老龄化进一步加深。以上海为例，作为全国最早进入人口老龄化且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城市，上海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已达553.6万，约占户籍人口的37%，其中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达83.15万、独居老人达30.06万。中国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向依靠创新红利势在必行。

提升有效市场

转型过程既需要“有为政府”，又需要“有效市场”，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寻找经济增长新动力。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东亚奇迹；无论是经典理论框架，还是现实的先进经验，都提示增长路径将围绕优结构、稳增速、拓价值三个维度展开。

优结构，必须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是高质量发展题中之义。稳增速是重中之重，但也困难明显。近年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传统要素的升级，提高了存量资本的收益能力，增加了新资本的吸引力。我国的资本利用率从2016年的74.4%，提升至2019年的75.1%，处在较为合理的水平。2021年，中国投资率为43.0%，显著高于其他主要经济体。

2022年末，中国移动物联网用户连接数达18.45亿户，占全球总数的70%。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发电等清洁能源发电量比上年增长8.5%；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17.5%。新能源汽车产量较上年接近翻倍，增长97.5%，充电桩、光伏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新能源产品产量也分别增长了80.3%、47.8%、45.5%。新能源产品产量、高技术产业投资、新材料产品分别增长80.3%、47.8%、45.5%。移动通信基站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民用飞机等产量也较上年增长10%以上。这些都为稳增长奠定了基础。当然我们也需清醒认识到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剧，创新质量和强度仍需提升，也就是进一步拓价值。

全球价值链理论最早由波特（Porter）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波特指出，企业的价值创造行为相互联系构成链条，这一链条就被称为价值链。随后，科古特（Kogut）于1985年提出了价值增值链。90年代，格雷菲（Gereffi）提出了全球商品链，将价值链的概念与产业的全球组织直接联系起来，并指出两种主要驱动模式：生产者驱动与消费者驱动。发达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模式以生产者驱动，而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消费者驱动。

这提醒我们，我国要把握第五长波机遇，清醒地认识到颠覆性研究和融合创新不断催生新的产业发展方向，积极孕育孵化引导培育具有高成长性、战略性、先导性的未来产业。现阶段，我国不仅要把握先机，而且需要成为全球经济新的增长极，驱动经济社会变革式发展。在国内国际双循环过程中，一方面需积极推动消费者驱动，另一方面，要逐渐转向生产者驱动；充分把握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实现新旧动能转换。

赋能城市精细化管理

城市数字化转型要求城市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的基础上，以空间为导向、以场景为链接、以数字孪生底座等为城市未来基础设施，以数据流动机制为抓手，为城市精细化与精准化管理赋能。

对亚洲3个国家5个城市地方政府（新加坡、香港、上海、北京和东京）的86个城市数字化转型政策进行筛选，再分别以数字经济、数字环境、数字治理、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生活、数字交通和数字市民为政策主题，对政策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城市数字化转型框架设计非常重要。政府必须系统地、战略性地制定涵盖战略发展的各个阶段的政策，并有效利用城市内丰富的资源。目前，无论是东京、上海，还是香港、新加坡，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都呈现了明显的共同点，即“1+3”：1，就是面向未来的新一代基础设施；3，就是产业空间、生活空间、公共空间。一方面布局面向未来的基础设施，注重云边端协同；另一方面围绕三个空间——产业空间、公共空间、生活空间协同并进展开。这些政策将创新作为目标，将新技术应用于信息产业和传统产业；同时强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聚集和支撑力，比如上海五个新城“一城一特”。这既是差异化要求，又是可持续发展必然的选择。

数字化转型不仅拓展了城市空间令其虚实交互无边界，同时也让数据成为新的生产要素。不过正如农业经济时代劳动力需要借助锄、犁等生产工具方能和土地结合产生五谷粮食，技术和资本也需借助汽车、高铁、飞机等才能开疆拓土。

数据释放价值的前提是流动。数据流动可以发生在内部或外部，可以产生于区域、国家甚至全球之间，也可以来自技术和应用系统、数据网络、物理和数据空间。同时，还需强调数据要素和场景结合。数字治理需要强调以公民需求为治理导向，以信息技术为治理手段，强调通过“一网通”“线下跑一次”等来提高市民办事效率和体验。将数据价值链与城市发展流程有机结合，通过数据生产、验证、加工， 以新的创新产品和服务形式与市民的需求有机结合。

展望数字未来

总之，未来应以实现全域互联、智能感知、数据开放、融合应用为目标持续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搭建具有典型性和综合性的数字化应用场景，带动更多商业街区、科技园区、公共社区、商务楼宇数字化升级改造。持续推动数据中枢体系建设：通过对数据资源的汇聚与沉淀，推进跨部门、跨层级和跨行业的数据共享，不断开发创新共性应用组件，实现对城市服务与治理需求的高效支持与响应。

在统一数字基础设施与数据资源体系的支撑下，构建数字治理场景的需求分析、策划设计、内部测试、试运行、上线、运营监测等全流程工作体系，平台、数据、算法以及算力供给等维度进行全方位管理，从而确保城市治理水平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探索数字经济创新模式反哺效应，做强优势产业，加快推动数字产业化。打造跨领域、大协作创新平台；助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共同做大做强数字经济产业。升级实体经济，大力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园区和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培育转型支撑服务生态。政校企协同，探索构建创新联合体。

重视数字经济企业的模式创新价值，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攻关核心技术、开发智能应用，提升产业技术链的依存度。培育新的产业创新策源地，打造“学科+产业”深度融合的科技创新平台和人才培育基地。打造未来产业窗口型平台，在未来智能、未来空间、未来健康、未来能源领域培育新兴产业增长极。通过资源整合、项目导入及场景落地，构建具有集聚效应与IP魅力的未来产业地标，实现人、产、城、数的生态化发展。

来源：《社会科学报》总第1883期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