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ng Li, Ziran Li, Shuai Shao, Chenxi Yu, Wendong Zhang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推荐理由

农业在保障粮食供给的同时，也日益成为水体污染的重要来源，这一问题在中国尤为突出。2003年起，随着地表水水质监测指标被纳入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地方政府面临的环境治理激励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水质监测站的读数仅受上游污染源的影响，下游地区的排放不会影响其监测结果，监测站附近的上、下游县城面临着不同的环境规制压力，这为识别水环境规制对农业经济发展的因果关系提供了独特的研究情境。我院经济与金融系邵帅教授与西南财经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合作者围绕这一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合作撰写的论文《Impact of Water Quality Regulation on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in China》（水环境规制对中国农业经济的影响）近期在环境与资源经济学领域国际期刊《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上发表。

作者简介

李丁：西南财经大学

李子燃*：西南财经大学

邵帅：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余晨晞：西南财经大学

张文栋：美国康奈尔大学

（作者按姓氏字母顺序排列、贡献相同，*为通讯作者）

关键词

环境规制；面源污染；农业生产；断点回归设计

内容简介

近年来，关于中国环境治理绩效的研究快速增长，但相较于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成因、后果及治理政策仍缺乏系统研究；同时，现有的水污染相关研究主要聚焦于排放易观测、责任主体易识别的工业部门，对农业部门的关注相对有限。由于农业面源污染来源分散、难以监测且难以追责，常规监管手段很难直接覆盖数量众多的小规模农业经营主体。在这种情况下，环境规制能否有效作用于农业生产，其治理成效及经济代价如何，仍缺乏明确的经验证据。鉴于此，该文重点考察以水质监测和官员绩效考核为基础的水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农业生产及相关经济行为。

该文的识别思路来源于中国地表水水质监测网络所具有的水文非对称性：监测站记录的水质仅由上游污染源决定，而下游地区的排放不会影响其监测结果。2003年以来，水质监测指标被纳入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体系，相关数据定期直接报送中央环保主管部门。因此，为改善水质考核表现，地方政府具有更强的动力加强对监测站上游污染源的监管，而对下游地区则缺乏同等强度的监管动力。与以往依赖行政边界或辖区调整构造识别条件的研究不同，该文利用由水流方向自然形成的上、下游规制压力差异构造空间断点，使识别建立在自然地理条件而非行政边界之上，从而为考察绩效考核驱动型环境规制的经济效应提供了更为可信的准自然实验场景。

该文将168个国控地表水水质监测站与县域行政统计数据进行空间匹配，构建了监测站周边462个县2000—2020年的平衡面板，并进一步结合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ChinaCropPhen1km作物遥感数据和EDGAR排放清单，采用空间断点回归方法展开分析。研究发现，在水质监测结果被纳入地方官员绩效考核之后，上游县的农业增加值显著下降，较邻近下游县低约58%，而改革之前二者并无显著差异。这一结论在安慰剂检验、带宽与核函数调整、差分断点设计，以及利用历史水文站布局构造工具变量等一系列检验下均保持稳健。针对空气污染指标开展的证伪检验并未发现类似的上、下游断点情形，这表明上述差异主要来自水环境规制，而非同期一般性的环境治理改善。机制分析显示，与邻近下游县相比，上游县的农业从业人员数量、种植面积和化肥施用量均显著减少；遥感数据进一步证实，玉米、小麦和水稻的种植面积普遍收缩；来自农业土壤和畜禽粪便管理的氧化亚氮（N₂O）排放也同步下降。上述证据表明，更严格的上游规制在压缩农业生产活动的同时，也带来了切实的减排效果。此外，上游县农村户籍劳动力的跨县迁移概率显著上升，而城镇户籍劳动力的迁移效应并不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带来的调整压力更多地落在了农村人口身上。

该研究表明，即便常规监管手段难以直接覆盖分散经营的农户，与官员绩效考核挂钩的水质监测仍会通过地方政府的统筹协调改变农业生产行为。该发现揭示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环境收益与经济社会成本之间的权衡关系，为发展中国家优化面源污染治理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