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科技  2008年12月18日

中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现在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但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各种经济模式改革正在不断探索中，可持续发展并不为人所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将“循环经济”的概念引入国内第一人—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诸大建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从最初的地学和科学史研究，到1990年代切入可持续发展和循环经济，再到如今，诸大建始终以一种有所超前的姿态，陪伴着、见证着改革开放的中国闯过一道道发展的门槛；他的个人学术轨迹，同时也是国内对发展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的轨迹。

　　上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思想萌芽

　　改革开放之初，“发展”作为硬道理的思想和实践刚刚从争论中开始生长，有关如何科学发展的理念还在漫长的演进之中。

　　1970年，17岁的诸大建离开上海，到浙江余姚老家下乡插队当知青。1976年，诸大建顶替退休的父亲到地质队工作。1983年，他考上了中科院科学史和科学哲学专业的研究生，这种背景让他逐渐从自然科学跨越到社会科学和交叉科学领域。1986年，诸大建进入同济大学。

　　1980年代中期，世界可持续发展思想开始萌芽。但彼时的中国，各种改革正在不断探索之中，举国上下对发展速度充满渴求，讨论可持续发展问题尚欠东风。

　　随着对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产生越来越多的理性认识，诸大建个人的学术重点正酝酿着一次切换—从最初的唯科学主义崇拜，逐渐走向相信“并非任何意义上的发展都是合理的”。

　　诸大建说，19世纪到20世纪，由于经济增长的主要矛盾是劳动力稀缺，传统经济学长期关注的是如何节省劳动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在他们眼里，似乎只要能不断改进效率，GDP就可以无限增长。然而，随着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加速上升，发展的瓶颈从劳动力稀缺日益转向能源、土地、水资源、环境容量等自然资本的稀缺。正因为长期忽略了“自然承载力有限”这一重要前提，经典经济学理论无法对可持续发展模式给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当然，这些对循环经济的认识，都是诸大建站在今日回看往昔的总结。无论是他个人，还是整个中国、乃至世界，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进展发生在1990年代。

　　上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遭遇生态门槛

　　1992年，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也就是这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世界首脑会议。“里约大会”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树立了第一座里程碑。这次大会上，中国表态承诺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1995年，诸大建撰写了他的第一篇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文章。此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正在启动，虽然高层领导已开始提及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是学术界对此还没有太多关注，有人甚至提出“可持续发展”前面的“可”字是否多加了，因为多年来，国内强调的是持续、快速发展。

　　同年，由诸大建倡议，并在有眼光的校领导和许多跨学科的年富力强的青年教授的支持下，同济大学成立了“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诸大建任常务副主任。从此，诸大建开始了以可持续发展与管理为主要方向的研究历程。

　　诸大建认为，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增长尚未触及生态门槛，主要是解决要不要发展的问题；但进入1990年代，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不和谐的问题开始显露，回答“什么是好的发展”、“如何发展”的时机不断成熟，这对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研究来说是一个契机。

　　1990年代中期，为践行“里约大会”的承诺，我国政府开始要求有条件的地方编制自己的《21世纪议程》，以推进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作为试点，上海于1995年启动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上海行动计划》，诸大建有机会作为主要专家参与了该项对上海发展具有战略意义的政策研究过程。

　　1998年，诸大建怀着很大激情写了国内最早的几篇有关循环经济的研究文章。在文章中，他写道：“走向知识经济和循环经济，是世纪之交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两大趋势。后者要求以环境友好的方式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所谓“绿化”的发展方向）。”

　　后来，这些文章得到了学术界和决策层的广泛应用和关注，也给诸大建赋予了国内“引入循环经济概念第一人”和循环经济研究主要人物的身份。

　　21世纪科学发展的深化解读

　　世纪交替，中国的改革开放推向纵深。站在新千年的门槛上，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要建设面向新世纪的创新型国家，资源环境的限制已经成为主要矛盾，循环经济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一种优选模式。

　　诸大建说，国家在编制中长期科技战略规划之初，循环经济只被当作是“1/N”—是与资源节约、污染治理、生态建设等并列的一个子课题，等到“十一五”规划公布，循环经济已上升成为国家发展的重大战略。

　　眼下，诸大建对发展的研究正迈上一个新台阶，从循环经济理论所关注的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延伸到关注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联动。诸大建告诉记者，研究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其对提升社会福利（例如人类发展指数）的助推效应就会显著降低，换句话说，类似资源瓶颈给发展设定的“生态门槛”，GDP增长最终还会遭遇“福利门槛”。

　　从“生态门槛”到“福利门槛”，诸大建所关注的是生态环境、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最新的研究视野正是从学术角度对科学发展观的深化解读。

（记者张懿）(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