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    2011年7月28日

      诸大建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可持续发展与管理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主要研究可持续发展与绿色经济、城市与区域发展、宏观政策与管理、企业社会责任等。兼任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议程理事会理事、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管理学部委员、建设部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从数量扩张性的增长模式转向质量提升性的发展模式，是中国未来30年转型发展的核心问题。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讨论中国转型发展绕不开对三个宏观关系或所谓的三个门槛问题的认识，即经济增长与社会福祉的关系（福利门槛）、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生态门槛）、政府支出与民生发展的关系（治理门槛）。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不同会导致不同的发展战略与政策。这里向大家概括介绍世界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理念及其对我们的启示，希望引起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具有长期意义的理论思考与政策思考。

　　令人迷惑的“幸福悖论”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认为，个人收入的绝对增长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是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满意程度或福利感受与其相对地位有关，因此真正影响幸福的因素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

　　许多有关发展问题的研究，首先是从经济增长对于民生改进的必要性展开的。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强调GDP在发展中的意义，在于认为经济增长对于福利改进具有正的相关性，因此经济增长的持续扩展是必要的。这正是主流的经济学家讨论发展问题，总是离不开GDP基本背景的原因。但是，这样一个有关经济增长与民生改进的前提性命题，在过去20年来的发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产生了一系列有意义的新看法。

　　对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关系具有正相关性的怀疑，首先来自一些经济学家的实证研究。 1974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现代经济学是构建于 “财富增加将导致福利或幸福增加”这样一个核心命题之上的。然而，现实中一个令人迷惑的重要问题是：事实上更多的财富并没有带来更大的幸福。这就是后来被称为伊斯特林悖论的“幸福-收入之谜”或“幸福悖论”。

　　一直到今天，经济学家和不同领域的学者从客观福利（或满意度）和主观福利两个方面开展研究，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资料证明：虽然经济增长在发展前期对社会福利提高具有正的贡献，而且越是贫穷的地方经济增长带来的社会福利越高，但是在经济增长达到人均1万-2万美元左右后，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对社会福利的边际贡献就开始递减。有人把这个1万-2万美元称为是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即达到这个门槛之后进一步经济增长的必要性开始衰减。研究可持续发展经济学的专家进一步认为，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的关系是S型逻辑曲线，到达一定阶段或者门槛点后曲线将走向平稳，在这个门槛之后的经济增长很多是与消费攀比有关，而与满足基本需求无关。

　　对于经济增长为什么存在福利门槛，过去20年来，大致存在两种类型的理论解释。一类是“相对收入”理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一般认为个人收入的绝对增长可以提高福利水平。但是相对收入理论认为，一个人的满意程度或福利感受与其相对地位有关，因此真正影响幸福的因素不是绝对收入而是相对收入。一个经常被提到的哈佛实验是：如果有两个社会，A社会中你的年薪是10万美元，而其他人平均水平是5万美元；B社会中你的年收入是15万美元，而其他人的平均水平是20万美元，问你愿意生活在哪一个社会。这个实验曾经在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国度进行，结果是人们不约而同地愿意选择A社会。这证明了人们的满意程度取决于相对收入，而不是经济增长模式强调的绝对收入。

　　事实上，我们经常发现绝对收入增加导致的幸福，常常被相对收入的减少所抵消，因此社会总福利出现零和的情况。即高收入者因为提高收入差距而满意的时候，会导致低收入群的不满意；反过来，低收入者因为缩小差距而满意的时候，又降低了高收入群的满意程度。另一类是“忽视变量”理论。这些理论认为，主流的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感觉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包括工作、健康、家庭、社会关系、自由、政治参与等等。如果这些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呈负相关，那么随着GDP的增长，许多影响幸福的非经济因素会下降，从而在不同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因素带来的正面作用，于是就可能出现收入增加而人们的幸福没有相应增加的“幸福悖论”。

　　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告诉我们，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并非孪生兄弟。因此对于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不同认识可以导出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强调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认为经济增长及其绝对收入的提高是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持续地促进经济增长与消费增长，提高人群的绝对收入。但是对于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学来说，如果经济增长的福利门槛存在，则意味着单靠经济增长不能实现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因此需要有控制收入差距和提高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在经济增长达到福利门槛的时候，需要将政策重点从促进经济增长转向控制收入差距。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在福利门槛到来之前需要使经济发展方式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发展型转变。具体地说，就是要从注重物质资本或人造资本的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本的提高与发展。

　　国际上的一些实证研究成果不约而同地发现，最近10年来，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出现了生活满意度或主观幸福不再增长甚至有所减少的情况。由于通常的福利门槛是在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以后出现，而中国的满意程度不再增长的情况发生在人均年收入不到5000美元以前，于是有专家提出了中国的福利门槛在提前的问题。这对中国发展的效果问题是严重的挑战。因此，中国未来转型发展的目标，需要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带来社会福祉的提高。而相关的政策措施，需要从单纯强调增长转变到强调经济增长下的收入分配与公共服务。包括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提高穷人的收入，控制穷富收入差距扩大；二是提高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使得不同收入水平的人能够获得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实现所谓非均衡的经济增长均衡化的社会发展。

　　这里我想特别谈到最近在学术界热议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许多人基于经济增长的观点，强调中国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就是经济增长能否达到人均年收入1万美元。然而在我看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却是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如何共同进步的问题。如果我们通过未来10-20年的努力，人均GDP顺利达到1万美元，同时人类发展指数也超过了高发展的0.8水平，人民满意的程度在保持增加，那是属于最理想的状态。如果人均GDP达到了1万美元，但是人类发展指数或人民满意程度没有同时提高，就无法认为是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持续增长如何可能

　　由于经济增长总是导致资源环境消耗的增大，因此在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达到生态门槛的时候，就需要控制物质规模的数量型扩展转向质量型的提高。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在强调技术上的效率改进和物质替代的同时，加强人口控制、适度消费等控制经济规模扩张的措施。

　　如果说经济增长与福利改善的关系涉及经济增长的必要性问题，那么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就涉及经济增长的可能性问题。主流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持续的经济增长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环境库茨尼茨曲线进一步强调，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关系表现为倒U型，即经济增长初期导致资源环境消耗加大，但是经济增长的效率改进可以减少资源环境消耗，因此经济增长的物质规模扩展具有无限的可能性，换言之自然界不存在对经济增长的极限。但是，这样的看法被过去20年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与地球发展的实际相差太远。

　　最近几年来，联合国环境署组织的绿色经济研究团队集合了世界上本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开展了有关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创新性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从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需求看，无论是从地球整体的经济增长，还是从国家、城市、地方等区域性的发展来看，经济增长总是伴随着资源环境的消耗增大。因此事实并不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所谓环境库茨尼茨曲线，而是支持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强调的J曲线存在。研究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地球人口增长和消费扩张导致的生态足迹已经超过了地球承载能力，到2010年的超出量已经达到30%左右。按照到2050年地球人口增长到90亿、世界经济平均年增长3%的规模扩展情景，届时的地球生态足迹将超过地球承载能力的1倍，即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环境能力支撑地球的人口与经济。因此，经济增长需要考虑地球资源环境的生态门槛，超过生态门槛的经济增长被认为是非经济的，也是不可能的。

　　主张经济增长具有无限能力的新古典经济学，总是认为技术进步可以从两个方面减少资源环境的消耗。一是经济增长的效率提高，例如通过技术的与管理的路径，可以导致资源环境消耗减少；二是稀缺资源被新的相对不稀缺的资源所替代，例如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能源。然而，过去20年来的新研究对这样两种技术进步的理由提出了质疑。对于效率提高路径，研究证明在经济增长规模持续扩展的情况下，总是存在着一种反弹效应，即微观上的技术效率改进被宏观上的人口规模与消费规模扩展所抵消。对于物质替代路径，研究证明技术进步对于自然资本的替代能力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经济增长不是减少资源环境消耗的原因，而是增加资源环境压力的原因。

　　对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关系的不同理解，同样导致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强调经济增长的新古典经济学，由于认为经济增长及其效率改进是资源环境转好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通过技术进步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实现资源能源替代，不认为需要控制经济增长的规模包括人口增长与消费增长的规模。但是对于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学来说，由于经济增长总是导致资源环境消耗的增大，因此在经济增长的物理规模达到生态门槛的时候，就需要控制物质规模的数量型扩展转向质量型的提高。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在强调技术上的效率改进和物质替代的同时，加强人口控制、适度消费等控制经济规模扩张的措施，目标是在资源环境消耗规模为一定的情况下提高经济社会发展的质量。

　　过去30年来的中国经济增长，虽然在微观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调整上，一定程度上减少了资源环境的消耗强度，但是总体资源环境消耗情况不容乐观。因此，中国未来转型发展的目标需要让经济增长在资源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进行，要研究如何在不超过发达国家人均生态足迹水平的范围内，实现满足中国人民福利提高的经济增长。与这个目标相适应的政策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控制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消耗规模，从过去那种满足供给的政策转向未来管理需求的政策，采用资源环境总量控制的方式控制经济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倒逼经济进行转型。二是从生产侧效率导向的技术改进走向消费侧组构导向的技术创新，强调具有行为模式改变的系统优化，而不是沿袭消费主义的技术改进。三是要通过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稳定和扩大自然资本的存量，税收等惩罚性的政策要从针对劳动使用转变为针对自然资本消耗，在老百姓税收负担不增加的情况下转变税收的结构，使得税收等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政府支出要为民生发展护航

　　公共支出对于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改善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的，但公共支出与民生发展的关系并非单向正相关，而是倒U型的关系。真正影响政府服务绩效的不是公共支出的规模增加，而是公共支出的方式、结构与效率。

　　转型发展的第三个基本问题与前两者密切关联。如果单纯的经济增长无法带来生活质量与自然环境的改善，那么传统发展模式的建议就是加强政府干预，用增加公共支出的办法解决民生发展和资源环境上的外部性问题。传统的理论模型进一步认为，经济增幅越大，政府支出的规模就应该越大，政府支出的增长与民生发展的提高具有正的相关性，因此政策重点就是不断地提高政府公共支出的比重，这当然要以政府收入的增加为前提条件。但是，过去20年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发现，虽然经济增长确实是在导致政府支出扩大，但是公共支出的增大与民生发展的提高之间并不存在着严格的一致性，而公共支出的结构与方式对民生发展却是极其重要的。

　　针对公共支出与民生发展关系的传统观点，过去10多年来出现了两类不同的研究成果。一类研究成果，虽然认同公共支出对于纠正市场失灵、提供公共物品、改善社会福利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强调公共支出与民生发展的关系不是单向正相关的，而是倒U型的关系。即，政府支出增长的初期对于社会福利增加是显著的，但是到达一定阶段以后就开始递减，这个转折点被认为是政府支出的收益门槛。从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结果来看，政府支出（包括政府投资与政府消费）在30%左右的区间 （其中政府消费占17%，政府投资占13%），存在着最大的人类发展成效。

　　研究发现，虽然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公共支出，多则如高福利国家达到50%以上，少则如美国等强市场国家也在35%以上，实际情况是公共支出保持在不超过GDP的30%，不会牺牲社会发展；研究还发现，1990年以来，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用低于30%的公共支出，达到了与发达国家几乎相同的社会发展效果。另一类研究成果，通过深度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发现政府支出增长对于民生改进并没有想象中的一致性。世界银行发展报告《让服务惠及穷人》（2004）发现，公共卫生、基础教育、基础设施等民生发展领域，同样的公共支出增加在发展中国家却具有完全不同的结果。有的国家公共支出增加幅度很大，但是民生改进收效极弱；有的国家公共支出只有小的增加，但是民生改进却出现了大的变化。

　　以上两种研究均不支持传统发展理论认为政府支出扩大必定可以提高公共服务与民生改进的观点，那么如何对其进行解释呢？新的研究认为，政府支出的增长没有带来相应的福利提高，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一是政府支出没有重点投在民生改进方面，而是投在经济建设方面，这是发展中国家经常出现的情况，即政府支出的特点是经济建设导向的而不是民生改进导向的。二是政府支出很大程度上被行政管理费用所消耗，由此挤走了民生改进的费用增加。三是政府支出虽然投在民生发展领域，但是享受这些公共服务的不是真正需要的穷人，而是处在社会中上层的富裕人口。四是政府支出的效率不高，公共服务不是通过合作治理方式生产，而是政府部门直接生产，因此没有达到所希望的生产效率和服务效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投资往往效率低并且容易产生腐败。因此结论是，真正影响政府服务绩效的不是公共支出的规模增加，而是公共支出的方式、结构与效率。

　　同样，对政府支出与民生改善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不同的政策措施。对于传统的发展模式，由于认为政府支出及所需要的政府收入的提高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主要的政策措施是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提高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对于可持续发展导向的新经济学，由于发现政府支出的方式和效率是社会福利提高的原因，因此强调政府支出的规模应该适度，强调政府的支出结构需要从自我消耗型或经济建设型转化为民生发展型或公共服务型，强调用一定的政府支出来最大化生产效率与服务效率。

　　未来中国转型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在控制政府收入和支出总规模扩张的前提下，有节制、有步骤地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一是稳定政府支出的规模。这意味着首先需要控制政府总的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把包括税收和非税收在内的政府总的收入占GDP的比重稳定在30%-40%之间。二是调整政府支出的结构。在稳定政府支出规模的条件下，保证公共支出的绝大部分用在与民生改善相关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大幅度减少行政管理费用和经济建设方面的支出，实现政府公共支出从经济型向社会型的转型。三是提高政府支出的效率。在提高生产效率方面，要放宽教育、医疗、文化、环境建设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条件，通过政府、企业和社会的合作提供多元化、有竞争的公共服务；在提高服务效率方面，要让公共服务真正为穷人所分享，而减少产生服务分配和享用上的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