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短短十二年间，作为一家非“体制内”的科研机构，华大基因却持续在中国乃至国际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力。然而，其发展过程却充满坎坷和艰辛。从国有到民营，无奈体制束缚，过去十多年间数次变更身份，至今仍因是“四不像”的机构而饱受争议。“华大现象”映射了一些深层次的体制问题。 

         如何看待人才和教育？

        华大基因的用人原则是“英雄不问出处”，不论资排辈，不重“三唯”（唯职称、唯学历、唯论文）而重能力。华大基因通过实战选拔人才，一些辍学学生在经历重大科研项目后脱颖而出，却引来国内的众多质疑。

        王俊，36岁，华大基因执行副院长，拥有北大数学、计算机和生命科学三个学士学位，北大人工智能专业博士，1999年加入华大。他多次领军重大科研攻关项目，已在《科学》《自然》等国际著名期刊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32篇。

        李英睿，25岁，华大基因科学内圈负责人。19岁在北大就读三年级时退学加入华大，24岁就率领800人的研究团队，迄今已在《自然》系列和《科学》上发表论文16篇。

        赵柏闻，20岁，在人大附中就读高二时退学加入华大。他仅用半天就解决了人类基因组项目中的数学难题。赵柏闻现为“人类认知能力的基因组学分析”科研项目的团队带头人，同国内外十几位数学、物理以及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学者一起，从事人类智力差异如何产生以及与基因的关联研究。

        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信息技术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带动生命科学研究进入了新的领域，而这些新知识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发现的。同时，分子生物学已进入了后基因组学时代（华大称之为“跨组学”），对于学科的高度交叉和融合提出了新要求。传统教育不仅没能跟上新技术发展的步伐，还禁锢了创造性思维。

        如何看待基础研究和产业化？

        生物经济是未来发展的方向，认识其规律是科学探索的必然，支撑科学探索和突破的核心是获取尽可能大的数据量，而这必然要求科学家利用大平台和大团队的方式来进行探索和研究。

        华大基因一手抓基础研究，一手抓产业和应用，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挑战了传统的从基础研究到开发、然后技术转移、产业化的线性模式。与此同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大大缩短了从科学到技术再到产业化的距离，这既是对生命科学研究的新挑战，也是对传统高技术产业化的新挑战。

        怎样让中国涌现更多的“华大”？

        很多重大的创新往往最初得不到认可，甚至被排斥。如何对待这些“非共识”研究项目，以保护创新的“幼苗”不会被扼杀？如何加大对科研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支持，如何改革科研体制才能更加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如何构建重大项目决策的问责制，让中国涌现更多的“华大”？这些都值得我们深思。

        怎样让政府既不越位也不缺位？

        一个勇于创新、甘冒风险、敢于担当的政府对于创新至关重要，深圳市政府在营造鼓励尝试、宽容失败的环境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的深圳聚集了华为、中兴、腾讯、招行、平安等一批优秀企业，绝非偶然。这是因为深圳这座移民城市所特有的鼓励创新、容忍失败的环境和文化，灵活的机制，吸引并集聚了一群有创新思想和敢作敢为的人。如何用体制和机制保证政府决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让这只“看得见的手”既不越位也不缺位，同样值得思考。

        应在深圳建立“科教特区”先行先试

        除“华大现象”外，我们还能看到类似的状况，如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南方科技大学、深圳光启研究院等等。科教界不能再沉默了。旧的阻碍创新的体制机制，必须进行改革。

        科研和教育虽分属两个部门管理，却紧密相连。科研和教育体制改革宜从中央层面并举进行，否则事倍功半。同时，和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重大的科研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也宜由个别区域先行先试，探索改革的经验，然后推而广之。为此，建议选择羁绊较少、敢于突破的一些区域先行先试，深圳不失为合适的选择。

        “科教特区”先行先试。第一，给予体制的特许权。在特区内实行“非禁即入”，只要法律法规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允许先行先试。充分放权给特区，包括办学权、招生权、学位授予权、学术自治权等等。目前一些地区和高校正在开展的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放权问题，恐怕改革很难到位。

        在设立科研机构、确定研究方向方面，给予科学家更充分的自主权。引入民营管理机制，鼓励各类公办的、民营的教育和科研机构大胆创新，探索改革的路径和方法。

        第二，营造宽松的环境。加大对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投入，改革过去大量经费只能用来购买设备而不能用于支持人的经费支持方式。要给科学家“松绑”，改变过去以工程管理的思路来管理人的办法。同时，对于创新型“非共识”研究项目的尝试、对于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探索，也要给予更大的空间。

        第三，改革学术评价机制。当前倚重SCI论文和奖励来评价人的机制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加之各种国际认证的推波助澜，造成学术腐败和科学精神沦丧。必须强调在特区内改革学术评价机制，采用国际同行评议办法，客观公正地评价科研人员的成果和研究潜力。

        第四，构建科学文化，弱化学术权威。科学研究应是追求真理，而不是盲从权威。要大力鼓励学术争鸣，要坚决遏制以“行会”的方式来管理学术团体、以行政权力来打压不同学术观点的做法。科学界、教育界不应忘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深刻教训，唯有反思才能前行！

        （作者系同济大学中国科技管理研究院副院长，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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