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是一种发展

        早报记者：对于中国人而言，生态文明并不是个陌生的词汇，上世纪90年代已经提出。那么今天所说的生态文明和当时提出的生态文明，有没有什么差异？
        诸大建：有。实际上，当前，对生态文明的理解确实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是将生态文明简单地等同于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态保护等活动，而较少涉及经济社会过程本身的改革和转型。
        另一种是从文明更替的角度认识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的关键是通过经济社会模式变革，从根子上消除资源环境问题的发生。
         区分这样两种思考的优劣是很容易的。只要看一看多年来我们的“传统经济+资源管理”和“传统经济+污染治理”模式的现状，就可以看到游离于经济社会过程之外，认识和处理资源环境问题的局限性。
        早报记者：也就是说，生态文明不是某种发展模式的补充，其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模式？
        诸大建：是的。如果要对生态文明下一个有操作性意义的定义，那么我以为生态文明就是用较少的自然消耗获得较大的社会福利，它本身就是一种发展方式和理念。必须认识到，物质规模增长只是发展初期的特征，而社会福利发展才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到了一定阶段，增长是需要停止的，而发展则是可以持续我们的。
        需要认识到，并不是一切标榜为“生态文明”的理念、学说、口号都是对中国未来的发展有益的。中国未来岁月的发展，既不是沿袭传统的工业文明，也不是提前进入后工业化的生态文明，而是要走出自己特色的生态化的工业文明道路来。

 
生态文明要成思维方式

　　早报记者：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五位一体”的发展布局，将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放在一起，作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方式和路径。您认为，目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诸大建：我以为，首先，中国的生态文明需要落实到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现代化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大规模的物质层面的建设，为中国提供了走生态文明道路的有利条件。
　　其次，虽然在物质层面上中国有着发展生态文明的有利条件，但是这些条件是需要以清醒的思想认识和有力的政治能力为前提的。如果我们在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传统工业文明的消极面，决策的目标仍然停留在发展GDP上；如果我们不能进一步做出有利于生态文明的各种实质而具体的制度安排，那么中国的生态文明发展是难以在物质层面得到实现的。
　　最后，我想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建设生态文明需要有一个从思想层面到制度层面再到实践层面的过程。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在研究和阐述生态文明的一般内涵和中国特色的基础上，让生态文明的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思维方式和固化到我们的制度体系中去，特别是要自上而下地渗透到对具有决策、执行和评价权力的各级领导的头脑中去，只有这样才能实质性地推进生态文明的物质层面发展。

 
生态文明转型非常困难

　　早报记者：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发展一直强调效率和总量，强调GDP的增加。在这样一种惯性思维下，强调和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这种观念和行为上的转型，有多难？
　　诸大建：非常困难，所以需要我们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自上而下地强力推动。长期以来，我们的体制确实形成了以GDP为主的量化考核目标，对地方政府和官员的考核机制，也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先。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向生态文明建设的转型，不仅要通过教育和学习，更需要提供制度方面的保障。我和很多地方官员有过接触，我们的领导干部都非常聪明，有文化，他们也深知生态和发展的关系。但如果考核机制不变，他们就没法重视生态发展，没法把“五位一体”布局落实到实处。所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关键还是要形成自上而下的约束机制。
　　早报记者：但是，各个地方的情况也不相同，东部发达地区强调生态发展，阻力可能不大，但到了中西部地区，则可能还是以发展为先。如何去理解这样的矛盾？
　　诸大建：各个地方确实不一样。比如上海，这两年上海的GDP增速在全国排名靠后，很多中西部城市都超过了上海。这个现象放在以前，是无法想象的。上海有没有压力和想法？肯定有。但是他们更明白生态发展的重要性，上海的人均GDP已经突破1万美元大关，这是一道门槛，跨过之后你需要对发展模式进行取舍，不能再依赖过去的粗放模式，而是要转型发展，这一点上海在全国作出了表率。
　　另一方面，中西部的城市，你现在去讨论生态文明建设，肯定有阻力，因为他们当前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发展经济。但这种发展的不平衡和生态文明建设，本身并不冲突。中央也已经从国家层面，划定了优先开发地区、重点开发地区、限制开发地区和禁止开发地区，这表明决策层在处理发展和生态关系时，思维比较活，能从实际出发。

 
上海的生态文明经验

　　早报记者：近期全国大规模雾霾和空气污染，似乎也是向所有国人，展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如果以PM2.5为例，上海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有什么经验和突破吗？
　　诸大建：是的，雾霾污染对所有人而言，是一个鲜活的例证。上海在PM2.5方面的工作和防范在全国具有一定的领先地位。上海早在2001年就启动了PM2.5的试点监测工作，重视较早，现在也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监测网络，全面发布着包括PM2.5等六个指标的新的空气质量指数。除了即时监控外，上海近年来也启动了实质性的举措，控制PM2.5的排放。
　　而上海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战略，更是从产业提升、城市转型的源头上，保证了打好治理PM2.5这个重大战役。
　　当然，从生态文明的更高要求看上海治理PM2.5污染，无论是在经济过程的源头预防还是对PM2.5的排放治理，仍然有许多接合部的问题需要改进，有一些管理上的漏洞需要弥补，再加上PM2.5是一个区域特征污染物，尽管上海采取了各种措施防治空气污染，但周边区域的空气污染扩散抵消了上述措施的效果，因此需要确立常态性的区域合作联防治理机制。

　　（摘自《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