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认为本土管理学理论与企业的快速发展并不相称 国内管理学研究滞后20年

　　管理学是时下大学里最受追捧的专业，但“管理热”的背后，掩藏着很多尴尬。

　　过去30年，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一些茁壮成长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但在国际管理学界，很多学者记忆中关于“中国式管理”的学术论文，还停留在上世纪90年代。换言之，20年来，中国大量企业大步向前，而本土管理学理论发展却进展缓慢。

　　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有哪些瓶颈待破？这两天，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和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IACMR）正在举行的“管理学研究方法工作坊”上，被称为管理学界“最牛华人教授”的徐淑英等知名学者直言，国内的管理学有必要“重塑科学精神”。

学者发文迁就西方期刊口味

　　比起中国经济学界在国际学术圈的“动静”，管理学界的表现不如人意。经过20多年的研究，至今，“中国式管理的特征还是一个谜。”对此，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凯里商学院讲座教授、去年刚卸任美国管理学会会长一职的徐淑英，心里有一本“账”。她曾和香港一位学者研究过20个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上16年间的论文，共计226篇文章，只有一个概念涉及“中国特征”。国内学者、南京大学教授贾良定也做过类似研究，他统计了7本国际管理期刊的280篇论文后发现，只有10篇具有高度的中国情境。

　　“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很多企业在经营管理上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国内学者的发文绝大多数都在迎合西方期刊的口味，一味应用西方理论，没有任何修改。”徐淑英有一个感觉，在科研考评制度的压力下，中国研究者关注论文的数量远甚于质量，这直接导致中国学界无法产生带有中国企业管理特有现象的创新理论。

　　管理学是一门既严谨又带有强烈应用性和实践性的学科，而徐淑英认为，很多国内的研究似乎没有找准问题，给人以“不切题”之感。

“厚黑学”如何翻译是难题

　　其实，这类批评有时也一度让国内管理学研究者感到“委屈”。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院长陈守明坦言，中国企业的管理之道时常表现为“中国经验”、“中国特色”。最典型的是，很多企业家热衷的企业管理之道，离不开人脉、关系、资源、权术乃至“厚黑学”等词汇——如何把这些“中国情境”翻译成国际学术界可以共同接受的语言，开展基础性研究，这确实是困扰当下学术界的问题。

　　因此，IACMR此次被“请”了进来。实际上，当徐淑英2001年倡议成立IACMR，邀请对中国问题感兴趣的国际同行共同创建一个学术机构时，正是因为她感到了横在中西方管理研究中的隔阂。

　　“和经济学一样，管理学理论产生于西方，如果仅仅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中国情境中的一些现象，不过是在对既有理论做证明和验证工作。”徐淑英认为，“产生于西方的管理理论未必适用于中国情境。为什么不加强对中国情境的研究，推动管理学理论的完善和发展呢？”

　　上世纪90年代初，这种让管理实践推动理论创新的状况曾出现过。比如，1996年，被不少中国企业家认为至关重要的“关系”，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出现在美国管理学顶级期刊上。至此，“关系”走进了西方学界的视野。

　　“可惜的是，此后，对中国企业研究的新见解少之又少。”南京大学商学院（国际）院长陈昭全教授和徐淑英的感觉类似，他最近翻阅国际学术期刊时注意到，中国哲学中的阴阳理论正被一位学者带进管理学研究的视野。陈昭全认为，类似把“中国特色”的实践进行提炼和归纳，纳入科学研究的范围，中国学者须努力开掘。

实证研究基本功有待提高

　　和很多论坛、研讨会不同，IACMR此次以工作坊的形式“登陆”同济经管学院，很多与会学者在这里不仅相互交流、发表观点，更多的时间，他们在埋头学习。

　　管理学研究建立在严谨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陈守明说，实证研究是一门很专业的技术活，不少国内研究人员的基本功有待提高。例如，制作调查问卷是实证研究的基本方法。“在国内，很多人认为制作一份问卷只需要一两天时间，然后发放一下即可。从研究的角度看，这真是不可思议。”徐淑英告诉记者，一份严谨的问卷，从调查问题设计到问卷发放再到后期数据分析，都要精工细作，包括考虑发问卷的时间和地点，和被试者交流的方法。“员工心情不好、不知道问卷的目的、不理解参加调查会为自己和群体带来的影响，这些都会让数据真实性走样”。这次的工作坊上，包括徐淑英在内的13位国际管理学界的专家，手把手地教年轻学员们开展实证研究的方法。

　　还有学者建议，推进中国的管理学研究，国内高校需要多一些“制度松绑”。“在国外，一个教授要研究一家企业，跟进半年一年做实证研究是很普通的事情，一篇有重量的研究文章，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但在国内，很多科研人员都太匆忙了，似乎等不及这么久。”

　　在此次的IACMR的工作坊，学者们谈的最多的是“科学精神”。管理学是一门科学，但多少研究人员竟把这一基本点给遗忘了。　　本报首席记者 樊丽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