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科研成果和专利发明与市场需求脱节。欧美许多大学都与企业有直接的战略合作关系，许多科研都是市场产品导向的，最终既可以让企业利润增长又提升学校的科研质量，实属一举多得。但在国内，不少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往往有些“同床异梦”

1月9日，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迎来了一位特殊的“教师”。她便是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以色列魏茨曼研究院的阿达·约纳特（Ada Yonath）教授。因研究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取得重大发现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阿达·约纳特是中东地区第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也是时隔45年后第一位女性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阿达·约纳特带着她精心制作的PPT向讲台下坐着的人们揭示20多种抗生素指向核糖体的行动模式。有幸参与这堂课的《国际金融报》记者发现，坐在台下听课的“学生”们并不是普通学生。他们更多的来自于商界。由于阿达·约纳特破解了抗生素选择性的结构基础，这一极具临床和治疗的有效性发现为基础药物设计和研究铺平了道路，因此来自医药行业的企业家们对此兴趣颇浓。

然而，科学家、企业研发人员和企业管理者这三类人群间总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尤其是在将一项科学技术最终开发成商业产品最终面向消费者时，这三类人能否互相理解并且高效配合便更为重要。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要成功地将科研转化成商业效益实属不易，这背后究竟有哪些阻力存在？在科技创新高度发达的当前，有哪些新方法能更有效、更深层次地升华这一跨职能、跨学科的合作呢？

研发投资逐年加大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意识到，科研对企业业绩增长的帮助。根据咨询公司Strategy&最新发布的报告。在2013年间，全球研发费用支出排在前1000位的上市企业，它们的研发费用支出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6470亿美元，比2012年增长90亿美元。

这1000家上市公司的研发费用占到了全球总研发费用的２/５。过去十年内，医疗保健和电脑行业的研发费用占到了总研发费用的一半，其他投入巨资进行研发的还包括汽车和软件行业。

其中，德国大众汽车以135亿美元的研发支出连续第三年占据Strategy&研发支出排行榜的首位。研发中心遍布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的三星以134亿美元的研发支出位列第二。芯片制造商英特尔以106亿美元研发支出排名第三；微软、罗氏制药、诺华制药、丰田汽车、强生、谷歌和默克制药依次排名第四至第十。

而6470亿美元绝不是这些大名鼎鼎的公司们的研发投资终极费用。各种迹象表明，这一数字在过去的2014年还将被刷新。其中，三星2014年在研发费用方面的投资自2010年以来已经增加了27%，该公司去年研发人员规模已经扩大至64628人。2014年，三星将其营收的6.4%份额（约134亿美元）拿出来搞研发。很明显，该公司正计划通过投资新技术来加速其未来增长。

尽管前十名为科研大肆“撒钱”的公司中并没有中国企业，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重视科研。恰恰相反，在经济危机阴云笼罩的过去几年间，中国的研发支出不减反增。总部位于巴黎的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日前更是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研发支出将超越欧盟和美国，并预计在2019年前后跃居世界首位。

在这份名为《经合组织2014年科学技术与工业展望》的报告中指出，受经济危机余波的影响，该组织大部分成员在研发领域的支出仍然受限，且美国、日本和欧盟均对研发预算实行压缩，发达经济体在科技研发、专利申请和科学出版方面的影响力正在下降。过去十年，该组织成员国研发支出额在全球研发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已从90%下降至70%。2008年至2012年期间，该组织成员国研发支出年增长率为1.6%，仅是2001年至2008年的一半；同一时期，中国的研发支出却翻了一番，成为全球研发的主要驱动力量。

报告指出，中国在研发领域的支出自1998年起实现了3倍增长，到2012年达到2570亿美元，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98%，接近欧盟整体的水平。同年，美国和日本的研发支出分别为3970亿美元和1340亿美元。

经合组织还指出，中国采取了多项政策工具推动形成以企业为中心的创新系统，强调企业的本土创新能力，使企业在中国科技研发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2012年，企业研发支出约占中国研发支出总额的74%，达到经合组织成员先进水平。

而根据刚结束的2015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传来的消息：2014年中国科技经费投入持续增加，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支出预计达到13400亿元人民币，比2013年增加1553.4亿元人民币；R&D占GDP比重预计可达2.1%，比2013年提高0.2个百分点。

据介绍，2014年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被引次数上升至第四位；国内有效发明专利预计达66万件，比上年增长12%；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577亿元，比上年增长14.8%；企业的创新意愿和能力显著增强，研发支出占全社会研发支出比重达76%，研发人员占中国研发人员总量的77%，发明专利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总量超过55%。

研发收益率低

尽管科研支出在逐年增加，但是否这些巨额的经费就能成功转化成企业收益，或者更直接地说，这些科学技术能否成功转化成产品，让消费者和客户心悦诚服地掏腰包购买。然而，目前的现象却不容乐观。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的统计显示，中国有320多万名研发人员，居世界首位，但科技创新能力仅排世界第19位；中国国际科学论文数量已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世界首位和第二位，但能“赚钱”的却很少，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长王宏广表示，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我国专利占全球80%，但利润排名前20的专利一个也没有。而在医药行业，我国九成是仿制药，从1949年到2008年，50年来仿制药获得的利润还不如国外一个新药利润多。

而有着同样困惑的也绝不仅仅是中国。中国的邻居韩国也有着研发收益率低的烦恼。

资料显示，2013年韩国研发（R&D）占GDP比例（即研发投资率）为4.15%，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同期投资规模列世界第六，为541亿美元，同比增长6.9%。但韩国SCI论文平均被引用次数仅4.23此，远低于G7西方强国。另据统计，韩国公共研究机关申请的专利中，有70%从未被使用过。韩国的单位专利收益率不及美国的１/４。

为何科学研发和商业开发总是离得那么远呢？

“企业对于使用一项从未使用过的新型科学技术总是有很大顾虑的。企业的最终目的毕竟还是盈利，要想让企业打消顾虑大胆使用，就必须要用比较成功的案例。”在1月10日的上海交大安泰校友论坛上，上海巴安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王贤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的采访时如此表示。

作为一家成立于1999年，从事环保水处理的高科技企业，上海巴安水处理工程有限公司从初创到如今在创业板挂牌上市，其中自然没有少经历过科研到商业开发的烦恼。

“和许多高科技企业一样，我们手中也有许多发明专利和自主知识产权，这些科研成果要让出资方和设计院认可，最终使用到工程上，实现最终落地是需要下苦功的。”

王贤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有一项微滤成膜的技术是属于自主研发的专利，可以对水中的细菌、藻类、色度、浊度等有更好的去除效果。然而最初许多水厂都不愿意使用这一技术。原因便是——尽管这样新技术可以令水质更好，但既然已经正在使用的技术令水质已经达到国家标准，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使用一项最新的、无人尝试过的技术呢。

“为了推广这项技术，我们自己成功地建了几个水厂，并且将这套全新的系统成功地运行了两年。然而，领带有疑虑的投资方去参观，让他们真正地看到系统运行的稳定和水质的提升，最终使得他们接受这一新技术。”王贤回顾起这段经历感慨万分。

巴安水务无疑是科研转化为商业开发的成功实施者，但如今更多的企业则是手捏一大堆发明专利，却没有一个可以成功开发成产品推向市场的，或者即便推向市场也收效甚微，无法转化成企业利润。

对此，王贤告诉记者，“许多实验室里看似非常成功的技术没办法工业化，实验室里可以完成一项技术的小试、中试，但如果放到户外，投入到工业生产中，许多参数便会发生变化，可能导致最终的失败。”

与此同时，如今大量的风投追逐创新企业，也令许多科技的转化过程变得更短更浮躁，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加大了最终产品推广的失败。

“创业精神的本质就决定了，不是对所有新技术、新产品的风险投资都会获得成功。” 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的Michael Lenox教授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认同了投资方均有的这种疑虑。Michael Lenox教授同样也是达顿商学院的商业教授、创新项目副院长。他告诉记者，如今创业风险投资会在快速演变的市场中投向未被市场证实认可、新兴的技术，这种快速的、并不成熟的投资也会降低最终的科研转化效益。

“五位”结合

企业自主研发部门的科研成果要转化成产品推广已经有着重重阻力，那么对于象牙塔内的科研成果而言，是否最终为市场所用要难上加难？

事实上，近年来在中国一直会遇到这样的尴尬：一方面，大学和科研院所聚集了大量的专业人才和科研资源，科研的成果也不少，但相当数量的科研成果被“束之高阁”；而另一方面，企业在转型升级之中又往往陷入创新动力不足，没有创新的条件。一边是智力资源和创新成果的富余甚至是浪费，一边是对创新驱动的渴望甚至是处于“嗷嗷待哺”的状态，这种对接不畅确实让人觉得可惜。

“许多科研成果和专利发明与市场需求脱节。”王贤告诉记者，欧美许多大学都与企业有直接的战略合作关系，许多科研都是市场产品导向的，最终既可以让企业利润增长又提升学校的科研质量，实属一举多得。但在国内，不少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往往有些“同床异梦”。企业家需要的是可以满足市场需求的产品，进而可以增加真金白银的利润，那些只是用于评选职称的科研成果并不受企业家们的欢迎。

不少学界也坦言，一方面，科研活动的“论文导向”使得科研成果以发表论文作为主要衡量指标，成果能否转化不受重视；另一方面，“缺少产权保护”、“立项脱离市场”、“重立项、轻评测”等问题，也使科研行为“功利化”、“浮躁化”。

南京某大学一位副院长说，“300多万科研大军写论文，仅有万分之几的科研经费用来做产品。”科研不是围绕市场转，而是围着经费转、围着部门转。这种扭曲的体制是困扰科研创新的根本原因。

然而，“象牙塔”和企业之间并非没有可以搭建的桥梁。在中国，高校中的商学院往往被认为是最接“商气”的学院。正是因为看到科研市场转化的困境，越来越多的商学院扮演起学企“媒人”的角色。

事实上，阿达·约纳特此次主旨演讲是同济大学国际高层管理培训项目“研发到商业”平台系列课程中的一次重要活动。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科研和商务人员充分讨论他们之间的歧见，共同克服障碍，提升合作水平。这不仅有益于研发和商业双方，也可以使得整个社会收益。”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阿达·约纳特如此表述。

王贤也向记者坦言，在巴安水务上市过程中，他所读的交大安泰EMBA班的教授们也为公司一群“理科出身”的高管们解开了众多关于财务、金融方面的困惑。

“我国一直在鼓励产学研结合，我认为政府也应该加入到其中，在政策的引导下，使得科研投入可以真正落到最需要的领域中去。”王贤所言的政产学研资的五位结合，也是众多学界商界人士所提倡的。

例如，日前，上海交大安泰与徐汇区商务委便联合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为校、企、区的合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而早在2014年9月底，上海交大与徐汇区政府签署新一轮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就进一步推进校、区以及产学研方面的合作展开了探讨。

清华科技园管委会主任李志强更是在这一基础上加入了金融、中介、贸易和传媒的要素。他认为，在政产学研金介贸媒８个要素的支持下，中国科研到商业的距离会大大缩短，对创业者而言也会少走很多弯路，对社会而言也会大幅提升科研收益率。

 

        本报记者 赵怡雯 《 国际金融报 》（ 2015年01月19日   第 20 版）

 

　　来源：国际金融报           https://paper.people.com.cn/gjjrb/html/2015-01/19/content_152181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