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向红　教授

除了用城市化率区别城市和乡村，城市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优先排序和农村政府有什么区别？在新常态下，城市政府民生领域将发生哪些变化？这些问题值得思考。

解决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需要弯道超车的勇气

尽管商家和企业早已经调整到都市模式，随处可见的24小时便利店、ATM提款机满足都市人群快捷的需求，也为随时随地可能产生的交易提供便利。对于城市政府而言，伴随着汹涌而来人群背后除了商机，还有一系列迥异于乡村的公共服务需求。然而，现阶段城市政府常常只看到城市化繁荣昌盛的A面，比如鳞次栉比的楼宇经济等，往往忽略了B面，支撑这些繁华背后的民生建设。因此一遇暴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就变成一片汪洋。“北上广”分别作为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群的首位城市。这些地方“城市病”频发一方面说明它们城市化进程较快，率先遇到这些问题；另一方面它们频频中招在一定程度说明了城市世纪的到来，城市管理者需加以重视。仔细观察频频见诸报端的问题，如交通拥堵、养老院一床难求、地下管网建设等，会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1）发生在民生领域；（2）与高密度的人群流动相关；（3）与数目巨大的人口基数有关。例如，垃圾处理等具有邻避特性的基础设施，与庞大口人规模相适应的地下管网建设，高密度人群本身所包含的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需求等。这恰恰是城市产生和发展的基石，如果这些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必将影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毋庸置疑，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增长的动力也日趋多元化。一方面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人口减少、要素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水落石出”比较形象说明了这一阶段的特点；即当经济增长的潮水一点点往下落的时候，困难和机遇都会像石头一样浮现出来。在新常态下，解决民生领域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问题需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创新驱动难在“创新”二字，政府需要拿出“弯道超车”的勇气和技巧。

创新破解民生难题，混合供给、互联网+是主要工具

创新是新常态破解民生难题的关键，将围绕以下三个维度展开：一是跨界合作。政府与企业、非政府组织形成多元化供给主体，上海与中国移动、腾讯、阿里等在智慧民生领域合作，都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二是从规制到服务。充分利用市场化工具，使服务更有效率，政府购买、公益创投、发行新型金融产品——社会效益债券等。三是互联网+民生将大行其道。互联网已从最初的工具和渠道上升为战略性基础设施，并逐渐渗透到实体经济。以ITC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发展与融合驱动互联网既可与实体产业快速发展，也能帮助公众渗透到公共服务规划等环节。公众借助互联网技术与规划者、监督者更平等地对话，使公共服务供给更好地满足老百姓的需求，减少盲目性、使有限资金发挥更大的效应。上海在这方面已有一些实践，例如虹口区虚拟养老、闵行区E-健康等。

近年来民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已经成长为政府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不仅在某些方面拾遗补缺，且在互联网产业等领域已经超越了政府、国有企业。此外，虽然中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但资金仍不十分宽裕，且一些传统管理手段面对层出不穷的新问题难免被动，如黑车整治窘境。具有优势互补、跨界互动的公共服务混合供给被人们寄予厚望。不过在以往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使用民营化工具教训，如BOT（公共服务混合供给典型工具）仍然值得吸取。因此，尽管公共服务混合供给、互联网+将是民生领域创新的重要工具，政府应充分认识到机制创新只是工具，不能包治百病。工具使用过程中需强调适用性。政府在项目设计、协议签订、过程监控等细节方面需给予足够重视。

依托智慧城市，借力技术打破垄断

大量人群涌入以及日新月异的问题使城市管理层需要面对诸多不确定的状态，传统的思维在新形势面前捉襟见肘。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智慧城市应运而生。尽管在城市建设方面已经有许多项目，诸如健康城市、生态城市、平安城市、卫生城市和文明城市等，承载了实现人口集聚、财富集聚、智力聚集和消费聚集新一轮要求的智慧城市无疑更受中国政府欢迎。2014年“智慧旅游年”更使这股热潮向具体项目涌去，并使市民初尝信息技术在城市公共服务应用的甜头。遵循“抱怨即需求和市场”的原理，目前最容易突破应该是问题比较多、信息化水平比较低的、老百姓不满意的领域，如城市交通、医疗等。政府可借助技术打破这些垄断领域，使老百姓能像在零售业、餐饮、物流等行业得益于改革的红利。政府可借力智慧城市使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协同并进，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通过创建更多平台，链接更多特定群体，为公众提供互动机制从而满足不同群体的多样需求，借助大数据更精准、更好地实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原文链接：newspaper.jfdaily.com/jfrb/html/2015-07/20/content_114359.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