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大量案例表明，成功的创业更大程度上来自一个健康创业生态系统培育的‘水到渠成’。”昨天，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社科院经济所联合举办的“科创中心建设与经济转型发展”论坛上，上海大学管理学院教授于晓宇直言，我国构建创业生态系统的过程中存在五大问题。

　　过分强调政府努力。根据科技部统计，2014年底全国科技企业孵化器数量超过1600家，在孵企业达到80000余家，各项数据还在逐年攀升。但也有调查显示，多数创业企业成长性较低。

　　于晓宇认为，在构建创业生态系统中，强调政府努力，但缺乏市场考量。各地政府推出的诸如“政府全额贴息小额担保贷款”等政策，对降低创业成本、鼓励创业起到很大作用。但也应适当考量，降低“门槛”，鼓励大量缺少资源和经验的潜在创业者进场同时，可能也提高了具有竞争力的相对成熟创业者获取资源的难度，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金融机构、大型企业、高校等生态系统其他主体的作用，可能形成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扭曲。

　　部分系统生搬硬套。“世界上只有一个硅谷。”于晓宇说，创业生态系统的构建和发展都须根植于当地文化、历史、制度之中。若缺少对本地环境的深刻理解，在构建一地创业生态系统中简单照搬、复制，不仅难以孕育高质量、高成长的创业企业，还可能丢失本地传统优势，造成泡沫式创业繁荣。

　　忽视创业体系多样。生物界中，生物多样性是整个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创业生态体系同样不可忽视多样性。该系统应由企业、金融机构、高校、科研机构、中介机构、政府等共同构成。相应地，创业者、创业企业也并非系统内唯一主角，只有各类主体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功能，才有利于生态系统的繁荣。

　　过度倚重单一激励。于晓宇认为，将降低资源获取成本作为建设创业生态系统的突破口，如过度使用，可能导致优胜劣汰机制失效。国外调研结果显示，无论在波士顿还是在约翰内斯堡，创业者最苦恼的是：融资难、招人难。由此可以提出假设：这些并不是生态系统的缺陷，可能是创业过程先天的内生问题。在这一背景下，过度倚重降低资源获取成本的财政工具、政策工具等，其政策敏感性可能降低，导致市场难以筛选出高质量、高成长创业企业。

　　重“进入”轻“退出”。于晓宇认为，当生态系统处于形成阶段，应当鼓励大量进入，但当其结构功能相对稳定后，必须考虑如何提供多种有利的退出渠道，让资本、创业者能够有门可出。

　　“上市是很多创业企业的梦想，也仅有极少比例的创业者才能通过上市实现顺利退出，但若是企业经营不善，当无法低成本退出时，可能会有更多企业在生存线上苦苦挣扎。”于晓宇坦言，若不提前疏导预防，创业生态系统中可能逐渐积累大量死而不僵的企业，令生态系统的资源活力降低。

（解放日报 文/彭德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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