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不仅是理论界研究探讨的热点问题，也是世界各国政府大力发展的重要领域。但是，对于什么是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有何新内涵和特点，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底层逻辑和趋势是什么等，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

应该说，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是信息技术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产物。此前，它更多地被称为“信息经济”；近年来，为突出支撑信息经济迅速发展的二进制信息技术数字特征以及应用场景的无限扩张，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和内涵更宽泛的概念应运而生。

在中国杭州发布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出了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定义：“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

可见，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信息技术，运用数据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形态，都能纳入数字经济范畴。在技术层面上，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通信等；在应用层面上，“新零售”、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安防是典型代表。

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

关于数字经济的内涵和范围，概括来说主要是两个方面：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数字产业化特指为产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以及完全依赖于数字技术、数据要素的各类经济活动，包括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等。

产业数字化特指应用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为传统产业带来产出增加和效率提升，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渗透、广泛融合，涵盖智慧农业、智能制造、智能交通、智慧物流、数字金融、数字商贸、数字社会、数字政府、数字治理等广泛应用场景。

数字经济正在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对人类社会发展和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演变产生深远影响。具体而言，它与传统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在本质上具有不同的鲜明特点：

第一，方便快捷性。高速发展的互联网有力突破了传统时空界限，数字技术让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在更短的时间、更广阔的虚拟空间中进行。可以说，数字经济是一种速度型经济。它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传递、处理和应用信息，人类社会的生活节奏、经济节奏大大加快。

第二，高渗透性。信息与通信技术迅速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渗透，使得三大产业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深刻影响和改变着三大产业的发展模式。

第三，自我膨胀性。网络、数据产生和带来的效益，随着网络用户的增加而呈指数级增长。用户数据作为驱动产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在网络平台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谁拥有更多的用户数据，谁就能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就容易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弱”的“赢家通吃”局面。

第四，边际效益递增性。数字产品具有边际成本递减的特点，即每生产一单位的产品，其生产所费成本逐步减少。比如，软件行业在研发阶段一次性投入研发成本。此后，每生产一份软件产品，大体是研发结果的简单拷贝。数字技术的虚拟性及可复制特性决定了数字经济的边际成本递减规律。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具有累积增值性。在传统的生产过程中，厂房、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等生产要素使用越多，损耗越大，贬值越快；数字经济恰恰相反，网络平台的价值会随着与其连接节点的数目、应用场景的增加而快速增值。用户、场景越多，产生的大数据就会越多，效益就会不断增值。

第五，外部的经济性。比如，为了吸引用户访问，多数互联网内容提供商都会提供额外的免费数字服务；电子商务网站的使用者越多，商家和顾客的选择余地就越大，在实际交易中就更容易实现整体效用的最大化。

特别是，随着网络技术和应用的迅速发展，经济组织结构日益趋向扁平化，处于网络终端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较为顺畅地直接联系，从而显著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第六，共享性。数字技术通过广泛链接、智能匹配和信用塑造能力，大大降低了进入市场的门槛，使得教育水平较低或者偏远地区的人只需一部联网手机，就有机会进行低成本创业、就业。有数据显示，77%的美团外卖骑手来自农村，其中1/4的人来自原国家级贫困县。

全球经济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大国竞争的新赛道

当前，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新增长点，成为大国竞争的新赛道。

由于体制机制、发展阶段、产业基础及原有数字化体系不同，各国推进数字经济的侧重点不同：美国、英国等从“自由探索”向“政府干预”转变；德国、法国等通过政府直接引领，营造优越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日本、韩国等以问题为导向，重视基础研究和技术研发；中国立足优势产业，寻求与引领数字化新变革。

大致来看，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呈现以下几大趋势和特点：

一是实施政府主导发展战略。

目前，包括中国、印度、俄罗斯等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其数字化发展战略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国家干预色彩。即便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美国，为打造人工智能产业竞争高地，政府方面也在积极介入以弥补市场空白，表现出明显的产业扶持特征。

二是加强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与合作。

近年来，各国在推进数字经济发展中有计划地加大新型数字基础设施领域投资，着手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加快进行新型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合作，以实现新一代信息技术尤其是关键共性技术的突破。

2021年，欧盟宣布启动“处理器和半导体技术联盟”及“欧洲工业数据和边缘/云计算联盟”，旨在增强关键数字基础设施能力，发展下一代微芯片和工业云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

三是加快推进技术创新。

各国数字经济计划是以战略引领、规划指导、政策统筹、多方合作为特征的协同推进机制，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新一代先进通信技术、数据处理技术为创新驱动。

美国从1993年发布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到2021年颁布创新和竞争法案，出台了多项法律和政策，以推进关键核心技术突破；英国将内阁办公室、商业创新和技能部、国际发展部等部门联合打造为数字经济政策网络，制定数字技术发展的整体性战略。

四是提升数字素养，培育数字技能人才。

人才是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的第一资源。各国高度重视对公民数字技能和素养的教育，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智力支撑。

比如，通过优化课程设置与扩大培养规模、吸引高端人才等政策，满足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的各类人才需求，为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打下坚实基础。日本不断加大对教育机构信息教育和数字技术设施的投入，加快发展远程教育，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以及利用信息的能力。

五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数字化改造。

为确保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各国重新将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焦点。美国、德国、日本等纷纷从国家战略层面进行布局，利用数字信息技术、先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对传统制造业进行全系统、全角度、全链条改造，试图通过对研发设计、生产工艺、生产管理和销售服务等产业全链条、制造全过程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搭建工业互联网平台、加强政策服务引导等，推进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提高全要素生产效率。

注入源源不断的先进生产要素，助力中国式现代化

要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链重构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需抢抓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加速推进数字中国战略。

具体来说，重点可在以下几方面发力：

第一，夯实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推动转型支撑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建成全球最大规模的光纤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网络，5G网络应用全球领先，数据中心加速向高能效、高算力的新型数据中心升级。但也要清醒认识到，还存在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发展不同步、数字底层技术和应用系统不能完全自主自立、数字全球化布局不完善等问题。

要结合制度优势、技术优势、产业发展层次与区域协同需求进行全面规划，包括积极部署建成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体系，全面推进5G、6G网络，出台构建通达全球的国际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等具体举措，加快夯实数据中心、数据基础设施以及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区块链基础设施等建设，探索建立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区域合作和一体化发展机制，加快推进“东数西算”工程建设。

第二，推进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和共性技术辐射能力，实现数字赋能。

当前，我国在芯片、处理器、传感器等核心元器件和操作系统等领域仍存在“卡脖子”问题，严重制约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发展。要更好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组织科技创新协同攻关，集中突破一批“卡脖子”难题，加快构建支撑产业数字化的产业技术创新体系。

比如，以重点产业和重点产品生产为导向，搭建企业、研发机构和大学合作机制，建设智能制造的示范基地，培育具有创新能力的中小微企业孵化器。

又如，大力发展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加强工业云与智能服务平台、工业互联网等新型基础能力和平台设施建设，争取更多“智能+”产业进入平台，以调动更丰富的数据和信息等资源，推动平台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第三，充分挖掘工业体系潜力，带动全产业链转型。

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形成了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链重构和数字经济发展中，要充分利用工业体系规模优势，进一步补强、补齐产业链，打造完善的供应链体系，从而为数字技术更新迭代与应用实验提供成本优势、集成优势。特别要注重增强工业原始创新能力，持续加大基础研究和原创性研究经费投入，让创新红利持续释放。

第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提升数字经济竞争力。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数字经济的强力支撑。要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打通堵点、接续断点，通过发展壮大新型消费、升级型消费和新业态、新模式，培育新需求、引领新供给、塑造新市场，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动力。

要充分利用国内大市场对全球优质资源的吸引力，发挥全球产业配套能力的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推进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完善市场准入条件，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吸引全球人员、服务、商品、资本、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先进生产要素，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作者：石建勋 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财经研究所所长、国家创新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金融学会副会长，上海市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曾获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国智库索引最佳研究报告特等奖等。）

来源：《解放日报》2023年5月9日第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