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要从二氧化碳排放影响因素的角度来谈谈碳减排的政策问题，这主要是基于分解技术的研究结果来讨论的。一般来说，人口、资本和GDP等总量因素是增加二氧化碳排放的，而且贡献很大，这与中国劳动和资本驱动型的传统增长方式有关，应该是碳减排要重点进行的领域。而结构因素则要区别对待，比如能源结构因素对碳减排的贡献其实是低的，而行业结构因素则要进一步区分其中的子结构成分，中国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基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我觉得有三点与如今的政策密切相关，现在的政策要做一些调整。

        能源替代战略
        第一个是能源替代战略。很多观点和政策一直在强调发展新能源的重要，包括推广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等，其实这种能源结构的调整对当前减排的效应并不大，用新能源代替老能源并不能达到碳减排的如期效果。
        国家提出的能源结构调整目标，到2020年含水新能源的结构占比为15%。剩下85%是什么？还是煤、石油加上天然气。其实中国的能源禀赋问题很大，煤的占比很高，远高于发达国家，比印度也多。
        中国现在要回答的问题，是应该想如何实现煤等传统化石能源的低碳化利用，这个认识非常重要。我很早就发过文章指出这一点，国外也有类似的观点，即未来十年不要太乐观，不是属于能源替代的时代。包括什么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些都不是眼下的事情。
        根据世界化石能源的产出，2030年主导经济的还是老能源，新能源要到2050年以后占比才可以超过50%。当然作一些战略性的研究和开发是必需的，也是重要的，但是不要希望现在就可以起主导作用。
        应该明白，当下从能源结构角度来谈碳减排，重点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新能源替代老能源，当下价格太高，因为有一个学习曲线，有三个变量如碳税、技术开发、政府补贴的作用过程。一个国家没有十年、十五年的学习曲线，就说是具有经济意义的技术创新，那是拍着脑袋说话。
        比如国内这个光伏产业，我就讲是朝阳产业、夕阳做法。光伏我们还是做的加工，从全寿命周期看生产部分耗能很大。但光伏里原材料都是进口的，市场又在欧美，两头在外。名义上是新能源产业，走的却是中国传统制造业的道路，核心技术不在这，没有实质性的技术创新。地方政府不懂，以为是新兴产业，拼命要搞上去。现在受到挫折，我倒认为是好事情，会有一拨人转向内部市场，内部市场当然更需要很多政策。

        生产减排还是生活减排
        第二个就是生产减排还是生活减排的问题。政府动不动就说老百姓消费模式要注意，生活要注意，少用电少开车等等。碳减排重点不在这。
        上个世纪90年代末，北京的人均碳排放是5.8吨，上海比北京多一点是7.6吨，全国是2.5吨。同时期，全日本人均排碳是9.9吨，东京只有5.3吨，大城市比全国排放要低。再看美国，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是20多吨，纽约8吨左右，是全国的1/3。伦敦也是一样，英国是10吨左右，伦敦是7吨左右，也是比全国要低。大家讲大城市碳排放必然高，其实这是中国概念。
        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城市人均碳排放低？这是一个结构问题。一个城市碳排放的行业构成有三块，一个是工业，一个是交通，一个是建筑。这三者加起来基本上就是90%多了。比如纽约，对碳排放贡献最大的是建筑，第二是交通，它是建筑和交通为主导的生活性碳结构。工业这一块很小。
        中国完全不一样。北京，最高的是工业，现在也是。上海就更高了，工业和火电占了70%强。政府说生活要减碳、空调开到26摄氏度、西装领带不要戴的时候，其实政策并没有打到重点。中国城市的排放高、总量很高，但主要原因不是因为老百姓的生活排碳高，而是因为工业排碳高。1980年以来，我们工业的能源强度是一直往下走的，但是十年前重化工业回潮，本来这个强度不断往下走，现在走平了，表明是重化工业化主导了碳排放的这个产业结构效应。
        纽约、伦敦、东京为什么低？工业，城市里面几乎没有了。交通，都地铁化了。尽管开小车，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往城中心开的；主要是建筑的空调、照明等。
        中国城市还有上海最大的还是产业结构的问题。中国减碳排放，当前重点主要不是生活减排的问题。所以我提出政策建议，能否在碳排放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工业腾出来给交通和建筑。中国现在应该提倡生产性的工业减排，而不是生活性减排。

        正视反弹效应
        最后一点，研究碳也好、能源也好，以为只要技术改进就能够达到目标，这是一种很大的误解。
        有一个重要概念叫反弹效应。技术改进的效果会被数量扩张所吸收，吸收以后碳排放还反弹、还增加。
        这个例子很显见。大排量车子变成小排量，单个效率提高了，这是技术进步。但是更多的人买得起小排量的汽车了，结果碳排放规模来一个反弹，总量反而上来了。这是我们搞工程的人，也是把创新归结为技术的政府政策不注意的。
        中国单位GDP的碳强度是往下走的，越来越减少，但我们碳排放的总量一直在往上走，这是一个X形。也就是说，节能减排的技术在不断改进，但总的碳排放还在不断上升。所以技术改进没有对冲掉总的碳排放。
        低碳发展的根本目标要控制的是总排放，但现在指标是什么？强度指标。强度指标不能认为这是一个终极指标，这必须是阶段性的。我认为五年、十年再不转过去就麻烦了。发达国家，GDP相对稳定，主要是起存量维护的作用了，物质上的基本需求已经满足，如果加大技术改进，反弹效应影响较小。中国的矛盾是，基本需求没有满足，技术改进可以很大，反弹效应可以更大，数量规模在扩张。我们的政策不能只提高微观上的技术效率，不控制更加本质的宏观规模。
        真正的低碳经济是能否找到一个平衡点，能否找到一个新的交通模式，这既带来经济，又是低碳的。联合国去年讨论绿色经济，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绿色能否创造经济，而我们现在国内简单地把保护自然叫绿色经济，这完全是两个概念。一定要把绿色的东西变成经济的，这样两者才能找到平衡点。■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系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
        https://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3-06/04/content_776238.htm